鍾文龍初到上海時，口袋裏已經沒有了一分錢，萬般無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廠打工。工人工作很辛苦，又掙不到什麼錢，以至於鍾文龍合同期滿後連回鄉的路費也沒有掙到。有天中午，鍾文龍在書店裏看了半天書，感到饑腸轆轆，便走出書店去買包子充饑。正在此時，他看到一輛三輪車載著一車舊書從書店後院裏出來，詢問得知這車書是書店倉庫裏清理出來的廢品。在鍾文龍看來，這哪裏是廢品，不過是一些舊書罷了。愛書如命的鍾文龍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書隻賣廢紙價，於是叫住收廢品的老漢，用僅有的錢把這些書全部買下來。鍾文龍從一車舊書中看到了商機，他以此為開端做起買賣舊貨品的生意。起初隻是試探，不知道這種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結果他扛著一箱舊書到農貿市場擺攤賣了一天，居然掙得了15元錢的純利。這件事讓鍾文龍受到了極大的啟發，他賣完了這車舊書，又到處收購舊書刊，賺得的錢比打工強上數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鍾文龍開始雇人、租房，專門從事舊貨買賣，舊書刊、舊電器、舊家具，隻要有利的舊貨翻新生意，他都要嚐試一下。
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們總喜歡跟著時尚走，不斷地更換家中的電器、家具以及其他裝飾品。這種習慣讓鍾文龍找到了舊貨貿易的市場潛力，於是他把自己專營舊貨的店麵生意升格為公司，在市內各個角落都設置了專營店。就這樣，鍾文龍以上海為基地，生意不斷拓展到周圍的省份，安徽、山東、湖南等省都有他的業務，這使他成了聞名遐邇的“舊貨大王”。
另外一件事情也能說明溫州人的眼光是多麼的“賊”。
自2002年開始，一大批溫州商人開始攜家帶口進駐山西投資煤礦，到目前為止，山西境內60％的中小煤礦已經由溫州煤團承包，投資額度高達40多億元人民幣，他們承包的煤礦年產量達到8000萬噸以上。在煤炭價格高居不下、煤炭資源十分緊缺的形勢下，一群溫州人卻集體在山西挖煤賺到了大錢。
溫州人會賺錢是全國人的共識，但是最早溫州人在山西卻是賠著錢的。目前溫州商人投資山西煤炭主要有兩種進入形式，一種是90年代早期進入山西從事掘進工程的包工頭，在經曆了一個漫長的“賠錢”階段後，才等來了市場的反彈，轉機出現在2000年，煤炭價格在多年的低位盤整之後突然上揚，當年那些承包煤礦的溫州老板發現自己竟然賺了大錢；而更多的溫州人則是在得知這個信息，確定投資煤炭能夠賺錢後，從其他行業迅速抽身來到山西，一個家庭甚至集資數千萬元趕到山西承包煤礦。
溫州人是極具眼光的一個群體。溫州商人有三麵鏡子，這三麵鏡子是放大鏡、望遠鏡和顯微鏡。放大鏡就是他們對市場的敏感性，使他們能夠至少比別人很輕易地感覺到這種機遇。望遠鏡就是他們能夠很好地把握了社會發展的需求，比如他們在山西炒煤，他們就是提前預知了煤炭市場的好轉情況，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所以他們就大舉進軍。顯微鏡就是他們有那種一葉知秋、見微知著的獨特之處。他們比其他商人更精明的地方是，憑借這三麵鏡子的精心打磨，使他們能夠在山西如魚得水。
在嗅覺靈敏而且深諳賺錢之道的溫州人看來，煤海山西是他們當前最為興奮的投資地，用他們的話說：“山西煤炭是一個閃光的賺錢機會。”然而對於他們的賺錢方式，有人提出了質疑。這些溫州商人在山西承包煤礦，他們並不參與煤炭的生產，一般隻做經營副礦長，負責煤炭的經銷。有關人士說，溫州人在山西比較神秘，他們承包煤礦，首先他們這種承包方式受到質疑，因為他們承包的隻是經營權，法人代表並不是他們自己。因為他們不懂煤礦，因此他們就聘請了當地礦長來負責生產。這就出現一種情況，一旦出現安全事故，他們是可以推卸責任的。這在溫州炒煤團中是普遍現象，很少有溫州商人把法人代表置換成自己。
在部分溫州商人當中，最典型的是一位叫陳德偉的31歲的溫州小夥子，他攜帶1億元的資金來到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資公司，由於沒有煤礦從業經驗，除了自己並不參與煤礦開采，生產任務由高薪聘請的礦長負責。據說，他請的一位礦長年薪高達百萬元。但是正是這些不懂煤炭開采的溫州煤團，卻散落在山西的各個角落，大把大把地往口袋裏揣錢。
在溫州人看來，賺錢不是僅僅靠東奔西走就能實現的。有時候賺到錢好像帶著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又包含著很大的必然性。如果你沒有精明的頭腦和毒辣的眼光，即使滿地黃金也與你無緣。你賺不了錢，不是你不能吃苦，而是你有沒有眼光。
4強強之間聯手，打造共同的蛋糕
溫州人做生意極為重視“雙贏”的策略，這倒不是溫州人看輕自己的實力，而是為了現實的需要，他們懂得以相互合作為基礎在經商中最佳的使用結果就是在收益時實現“雙贏”道理。一位溫州企業家說：“任何單贏的策略對自己都是不利的，因為它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除非對手是個軟弱角色，否則你在與對方進行爭鬥的過程當中，必然會付出很大的心力和成本，而當你打倒對方獲得勝利時，你大概也已心力交瘁了，甚至所得還不足以償付你的損失。”溫州人認為，合作是適合現代社會的良性競爭結果，這就是溫州人的精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