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的嘴邊經常掛著這樣的話：“在競爭中實現雙贏。”這不僅意味著溫州人的競爭觀念正在發生質變，同時也反映了溫州人“義利觀”的升華。或者說，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商海磨煉，攜帶著野蠻基因的溫州人，在長期闖世界、創市場的過程中，克服了“非贏即輸”的狹隘競爭觀，開始樹立起“雙贏”的合作競爭觀，並正在將溫州人傳統的義利觀升華為一種富有時代特征的義利觀。
溫州的傳統文化，一直有著“追求功利型”特質。由於溫州在曆史上是人多地少的地區，從事小商小販的特別多，因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溫州人強烈的商業意識和商業頭腦。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把國家政策與溫州實際相結合，發揚傳統重商文化和開拓進取精神，以強烈的主體意識和競爭意識，去闖世界、創市場，溫州的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發展由此揭開了新的篇章。但是，溫州人在靠“商”字邁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由於濃厚的小商人氣作怪，在市場競爭中奉行“非贏即輸”的觀念，隻圖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利益，一度出現了嚴重的短視行為，結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而今，溫州人拋棄了“非贏即輸”的傳統競爭觀，轉而樹立“雙贏”的合作競爭觀，積極探尋為參與者謀取更大利益的途徑。這是在我國由初級市場經濟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溫州人競爭觀念發生的質變。這一變化不僅意味著溫州人經營理念的轉變和商業倫理的升華，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溫州人已經突破了傳統重商文化的層次，開始走向現代市場文化的新境界。當然，樹立“雙贏”的合作競爭觀念，是溫州人在20多年的笑傲商海中，對市場經濟既是競爭經濟，也是合作經濟或協作經濟這一本質進行認識和把握的結果。
隨著“非贏即輸”的傳統競爭觀念束縛的突破和“雙贏”的合作競爭觀念的樹立，溫州許多企業以生態係統的觀念去選擇企業運作方式，尋求雙贏的共生關係，企業組織正在朝著“雙贏模式”發展。
溫州人獨立自主意識極強，但他們之間又不乏合作，他們認為，合作才能將某個行業或者企業做得更大，同時又讓大家都有錢賺。溫州人“小成功靠自己，大成功靠團體”的說法很值得南京人深思。
日本曾是世界打火機產業的“龍頭老大”，然而溫州僅僅花了20多年就將日本拉下馬。如今世界上超過80％的打火機是由溫州人生產的。溫州人靠的正是極強的合作意識，才會大大降低成本，從而打敗日本。一個小小的打火機需要多家廠家相互合作，在極小的利潤麵前，溫州人沒有成為一盤散沙，而是極力合作，才創造了這個商業神話。“小小”的溫州，20世紀80年代崛起十大專業市場，經營著低壓電器、紐扣、徽章等商品，單個的利潤極小。溫州人似乎自發地認識到，小就得相依為命，以擴張共同的生存空間。小商品的製作也需要許多零配件，各種配件的生產都湧現出專業的廠家，由於數量巨大，單個配件的成本被降低到極限。商品經濟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原則，在被稱作“螞蟻軍團”的溫州企業群中得到了最為精致的體現。目前溫州的多個行業已形成“產業鏈”，每個環節上的從業者都能賺到錢。“產業鏈”甚至是一道“屏障”，因為它極大地減小了其他地區介入該產業的可能。
為什麼很多溫州人能將企業做大？這與他們的合作意識也有關。1985年，20多個溫州人合夥投資成立了一家生產低壓電器的小工廠，20年時間不到，它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低壓電器生產企業之一的中國人民電器集團，年銷售額高達70億元！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年來，它的股東紅利極少，幾乎所有的利潤都用於企業再投資上了。在企業重大決策上，股東們自覺地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其實同行之間也可以相互合作，或許能達到雙贏的結果。
精明的溫州人深深懂得，做大事都需合作的力量，單槍匹馬打天下隻能越做越小。18世紀的牛頓和19世紀的愛迪生是依靠個人“單打獨鬥式”的奮鬥成功的範例，而在今天孤軍奮戰很難有大的作為。個人的智慧和能量終歸是有限的，做大企業必須要借助合作的力量。
施中旦就是一位推崇健康合作的商人。早年的他辦過報紙，搞過油漆，還當過統計員、中學老師以及民政企業負責人等。1988年，受轟轟烈烈的溫州商品經濟大潮的感染，施中旦辭去了公職，和幾個同事一起，在樂清市創辦了股份合作性質的長江電子設備廠。在施中旦的決策領導之下，這個新型的民營企業得以迅速發展壯大，被評為溫州市民政係統優秀企業和樂清市創稅大戶，其產品被全國消費者協會評為“全國消費者信得過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