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以上原因下的資本溢出，有許多是“存量溢出”，而非“增量溢出”。當然，在“存量溢出”之外還有“增量溢出”。那是因為眾多溫州民企在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之後，進入了第二輪的快速擴張期。溫州民資與企業的外流，是企業在更大範圍裏參與市場競爭、優化配置全國甚至全球資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行為。
如果說溫州資本“外溢”，是溫州民企為了尋求第二輪的快速擴張，那麼，又是一種怎樣的擴張方式，資本都流向了什麼領域呢？
2003年，100多萬溫州人創辦了170多個專業市場，這是地域的轉移與數量上的擴張，而非產業上的大突破。
一連十多年，與浙江其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相比，溫州的製造業結構演變相對緩慢，基本局限於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例如皮革製品、服裝、塑料製品和打火機等，盡管其專業化分工程度與營銷網絡無可匹敵，但增長勢頭已明顯放緩。在2003年，大多數傳統行業的增長速度低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這直接導致了同期溫州GDP增速相對下滑。
由於缺乏新的增長點，產業空洞化的危險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而溫州的產業發展，在新一輪的發展高潮中顯然是拉下了一個環節重化工業。
在浙江，以寧波為代表的重化工業和以杭州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發展迅速，引人注目，也使這兩地的發展速度持續高漲。而溫州除了輕工業，其他類型的企業尤其是重化工業幾乎是零。就連汽車，浙江40多家民企趕大潮，但溫州卻沒有一個，還不如台州。看來，這次以重化工業為龍頭的經濟騰飛，溫州隻能與之失之交臂了。
如果說，溫州資本的向外擴張是一種“突圍”，那麼，溫州人對傳統產業和人格化貿易的“路徑依賴”，就是一堵“城牆”，阻礙了大量資本在溫州當地的滯留。這才是突圍者所要逾越的。
經濟界人士指出，無論是被動出走也好，主動出擊也罷，我國能有溫州這樣一個民間資本流出的策源高地，對全國都是“利好”之事。溫州民間資本東奔西走，激活了全國不少地方沉寂著的資產和資源；同時深諳市場經濟精髓的溫州商人所到之地，帶去的遠遠不止是錢。正如有人所說：“每一個浙江商人都是一部市場經濟的教科書”。
7推動生產革命的資本之手
2004年5月19日，對於溫州民間資本來說，絕對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日子。就在這一天，中瑞財團控股公司和中馳財團投資有限公司同時在溫州亮相。
一個月之後，中瑞財團發言人透露，早在2003年下半年，他們就已籌劃成立財團之事。巧合的是，這樣的時間剛好與國家宏觀調控同步。而當溫州炒房團受阻、民企準入之壁高壘的時候，財團的誕生可謂意義深遠。
提到民企準入，有必要解釋一下溫州民間資本所麵臨的壓力。溫州擁有巨量的民間資本，溫州人的投資欲望和投資實力都很強，但在當地80多個行業中，溫州民營企業至今被允許進入的仍然隻有41個行業。行業準入，成為溫州資本突圍的又一“城堡”。另外，溫州市的一些中小企業還不同程度存在著資金短缺問題。
兩大財團在這樣的情形下橫空出世，就像溫州資本突圍的千軍萬馬中殺出了一匹黑馬，令人刮目相看。
其實，溫州民間資本在經曆過以商業資本為主到以工業資本為主的階段之後，已經初露金融資本之端倪，主要表現在城市商業銀行增資擴股中的民營化、農信社體製改革中農村民營企業和業主的投資人股，以及純粹由民間資本組建財團的出現等。
中瑞財團副董事長王振滔說：“成立後的中瑞財團，將是一個資產規模逾千億的超大型航母財團，其目標是打造一個集金融、實業和貿易三位一體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因此，會以金融資本為紐帶，進軍中國的超大型投資項目，如國家重點工程。”發言人王振滔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