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那些投資行為主要由在外創業的溫州人群和本地的有閑階層進行，資本的輸出和組織都在低層麵上進行，更多的是短期逐利，帶有相當的隨意性的“資本突圍”，溫州財團顯然站在了一個高台上。
另外，麵對資本和企業的外流，溫州新一屆政府積極采取了行動，如實施“一港三城”新戰略。溫州希望用“一港三城”的城市新定位，吸引要素資源回流，“反哺”本地經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化進程。
無疑，溫州財團的出現與溫州當地政府的積極作為有著必然的聯係，溫州開出的有關基礎設施的大單，應是溫州財團的第一杯羹。6月16日，中瑞財團成立大會上，就簽訂了抽水蓄能電站、汙水處理等項目。
的確，人們對中瑞這種民間財團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它能夠為受困多時的溫州民間資本尤其是中小資本提供一個釋放平台，也為溫州建造資本高地作出貢獻。但有關專家認為，財團的作用不能神話。
首先，溫州財團的出現在國內還是第一次，目前中國關於財團的相關法規仍是欠缺甚至是空白。在法規欠缺的環境下運作資本肯定有相當大的政策風險。這顯然增加了財團運作的不確定性。
其次，在財團融資特別是募集中小民間資本方麵，很可能踩到政策的地雷。財團為了避免進入誤區，很可能幹脆對中小遊資不予理睬。這樣，財團就隻能為大、中民間資本提供融資平台，卻不能為解放目前受困的中小民間資本貢獻力量。
另外，從財團內部政策環境來說，也缺乏健全的製度成例，使得財團運作缺乏製度的規範。正如一些專家指出，財團演變成高級炒房團也未必沒有可能。所有這些決定了財團作為吸收民間資本，尤其是中小民間資本的容量和效果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數目眾多、總量巨大的中小民間資本仍不能找到合適的渠道進入產業領域。專家認為，隻有進一步進行金融體製的改革，才能徹底解決遊資問題，為民間資本尤其是中小民間資本尋找到合適的出路。
中瑞等財團的意義也在於：溫州以至浙江已基本完成了資本積累階段，進入了資本擴張期。那麼，自然地要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為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通過資本的手段實現企業集約化、規模化的生產經營，從而實現產業改造與提升。溫州眾多企業已經開始利用聯盟、聯合，利用資本的魔棒促進企業的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溫州乃至浙江，已經從原發的產品經營階段走向了資本經營階段。那麼，用資本之手推動生產方式的革命，推動浙江經濟的轉型，這才是溫州民間資本“突圍”的意義所在吧。
8民間資本的一次重大抉擇
曾經四處擴張的溫州民間資本回流了！很多細心人又一次感覺到了溫州資本的新動向。早在2006年6月末，溫州市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比去年同期增長541.43億元，增幅創曆史新高。溫州資本“回流”趨勢明顯。
但是，不容疏忽的是，溫州資本同樣也在洶湧流出。不久前，溫州企業家組團到四川尋找投資方向，兩位企業家在廣元市斥資7000萬元，買下當地兩座大型有色金屬礦山的開采權。西藏、湖北、湖南、雲南……類似的溫州代表團非常活躍。
溫州資本表麵是在“回流”，其實，這隻是資本再一次溢出之前的中轉到溫州。經濟專家說，溫州資本“進”的同時也在“出”，回流是為了尋找新的投資方向。
我們在第一章可怕的溫州效應裏提到了溫州人進京投資國有企業，在此，我們有必要再一次提起它。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是當地比較活躍的經濟團體，曾因組織成批溫州商人前往北京“團購”國企而出名。周德文介紹說，溫州民間資本的總量估計有6000億元，其中3000億元在溫州本地，3000億元分散投資在各省市。周德文認為，回流溫資的實際數額遠遠大於溫州銀監局的存款增量，“估計有1000億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