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後，蘇州、鬆江等地的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機戶。他們開設機房，雇用機工進行生產，出現了“機房出資，機工出力”的生產方式。這標誌著明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中後期，在手工業各部門普遍發展的條件下，若幹手工業部門中出現了建立在雇傭關係基礎上的規模化生產的萌芽，這在絲織業、礦冶業、榨油業等部門中最為明顯。從地域上看，出現規模化生產萌芽的單位主要分布在江南及東南沿海地區。作為絲織業中心的蘇州，有不少以織綢為業的“機戶”，古代專門從事手工、絲棉織業的從業戶，又稱機坊、機家或機房。
自宋以至明清，絲織業發達的江南地區，泛指個體手工業人戶和綢緞商人。機戶主要是從農村以蠶桑為業和以紡織為業的生產者中分離出來的，城市居民中也曾出現。機戶起初可能是由家庭成員構成的家庭作坊，此後又吸收了雇工等非家庭成員，構成非家庭作坊。它們之間的生產能力、經濟力量有不小差別，主要從事絲織品的織作。產品大都是商品，有的被官府收購，大部分投到市場上。機戶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勒索和壓迫，因此，生產得不到正常發展。富有的機戶擁有大量的資金和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雇傭機工數十人進行生產。機工計時領取工資，維持貧困的生活。這種“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機房”，實際上就是手工工場。在手工工場裏，機戶占有生產資料，剝削機工的剩餘勞動，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出賣勞動力，是早期的雇傭工人。它們之間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
礦冶業以廣東的冶鐵業規模較大。“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人，掘礦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餘艘”。從開礦、燒炭、冶煉到運輸，形成了完整的生產線，並且帶有綜合經營的特點。這些工場中的勞動者與雇主之間不存在依附關係，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來的自由勞動者。榨油作坊在中國農村和城鎮中早就存在，但一直規模很小，並且大多屬於家庭副業。直到明代後期，才出現了一些擁有巨資、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
明神宗時，稅監孫隆在蘇州設置關卡，勒索稅銀財物，引起機戶一致關門歇業，機工失業。1601年，葛賢領導機工包圍稅署，打死稅吏。此後，其他一些城市也爆發了市民反稅監的鬥爭，明政府被迫撤回了全部稅監。這種鬥爭是以手工業工人為主體的城市平民反封建鬥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而出現的階級鬥爭新特點。
到了清朝乾隆、嘉慶時期，資本主義萌芽有了新的發展，各機戶都有相對固定的機匠，機戶與機匠之間的雇傭關係進一步加強，並從絲織業發展到棉紡織加工、印刷等行業，從蘇州城擴大到蘇州的市鎮和其他地區。一些大商人開設的“帳房”，則比機戶規模更大，控製力更強，他們擁有大量的資本、原料和織機，將原料、工具分給小機戶進行生產，小機戶織成綢緞，再送歸帳房批售，並從帳房領取工資。在這裏，帳房已成為切斷了生產者和市場的聯係，控製原材料和市場，控製生產的大包買商。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當時仍然在全國占主導地位，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處於萌芽狀態，發展比較緩慢。
延伸閱讀
蘇州——資本主義萌芽的搖籃
明代蘇州工商業的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前列。作為江南絲織業的中心，蘇州絲織技術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出現了由人工操作的腳踏南北兩式車，以及能織出複雜紋飾和圖案的提花機，僅織機就有、絹、紗、羅、稠、布6種之多，所產絲織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僅羅就有花羅、素羅、河西羅、秋羅等。據載，蘇州城“東北半城，萬戶機聲”，“日出萬綢，衣被天下”。明代初年起，政府還在蘇州設立了官營織造局。棉紡織加工業也是蘇州的特色行業。明代，蘇州所屬的常熟、太倉等地是著名的植棉區，居民大多以紡紗織布為業。刺繡、雕刻等各類工藝美術品和棉紡織、造船、造紙、釀酒等手工業，行業之多、技藝之精，聲譽之隆，皆名列全國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