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產品占國際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我國企業頻繁遭遇反傾銷、反補貼、各種保障措施以及技術、環境、勞工等貿易壁壘的限製，涉案金額猛增，中國國內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貿易摩擦進入了高發期。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涉案損失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發達國家更傾向於使用技術壁壘。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頻頻進行知識產權調查（即337調查）總共有36起，占美國“337”調查總數的23％。
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采用反傾銷等傳統手段。隻是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四國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數增長較快。這4個國家共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178起，占中國遭受反傾銷調查總數的41％。
美國和歐盟對我國紡織品實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達到了高峰。盡管通過反複磋商談判，最終中國采取主動配額暫時平息了這場爭端。
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中國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製造”的國際形象，不利於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伴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的一次次傷害，中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麵滲透。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已成為影響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因素。美國開始由對中國產品實施貿易製裁向人民幣彙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全麵施壓；在歐盟政府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的同時，當地企業與中國廠商的矛盾出現了激化的趨勢，“砸店”、“燒貨”的事件時有發生，不僅危及中國廠商的正常經營和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係產生了負麵影響，兩國對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的競爭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隨著宏觀層麵利益衝突的凸現，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泛濫，並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特別是在2009年3月份的倫敦G20峰會上之後，國際媒體無厘頭地指責“中國民族經濟主義”抬頭，儼然是一幅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論調中傷中國參與常規的國際經濟活動。
未來5～10年，將是中國由貿易大國轉向貿易強國的關鍵時期。麵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國應加快外貿發展戰略的調整。
中國應建立管理貿易政策體係，突出對外貿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主張國家采取法製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對外貿易，並通過廣泛參與雙邊和多邊的國際經濟合作，協調各國的經濟貿易政策，增強本國在國際談判中的博弈力量。中國應立足科學發展觀，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中國應盡快擺脫單一的以“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點，中國未來要培養中國國內市場，拉動內需，以國內消費來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必須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協調各方麵的利益關係，努力化解各種外部矛盾和衝突，為外經貿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而眼下針對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中國要做的首先就是告訴世界，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中國要評估新的貿易保護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傷害，及時找到應急的對應措施。
慎重對待全球並購
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嚴重下滑，這給中國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對外擴張的機遇。中國的企業家們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老總們都已經開始忙碌了。譬如中國的鋼鐵企業已經出手對澳大利亞的鐵礦石企業進行投資收購；沿海地區的加工企業已開始把生產基地向東南亞和南美地區轉移。就連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純國產汽車企業吉利汽車的老總們也開始成為“空中飛人”的全世界考察之旅，看看能否撿到什麼便宜進行收購或並購。
中國企業家們之所以蠢蠢欲動主要有以下幾點客觀和主觀因素：
第一，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實施對外擴張，進行全球化的產業布局成為必然。第二，全球經濟下滑，世界上很多企業處在困境之中，而中國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此時進行跨國並購或收購是最佳時期。第三，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大企業的高端人才流動大，高端人才的身價大跌水，此時中國企業進行全球並購可以低成本的吸引大量人才，為並購後的企業重整提供了便利。第四，金融危機使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的貿易壁壘層出不窮。中國企業直接進行開外投資是避開國際貿易壁壘的最有效方法。
很多經濟學家甚至包括政府在內都在積極鼓勵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但是，盡管有那麼多的有利時機，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並購時一定要謹慎對待。進行全球並購和海外擴張相當複雜，企業一旦穿上這雙“紅舞鞋”就很難脫下。
正如香港一位銀行從業者所說：“懷有全球雄心的中國公司對於收購海外資產依然謹慎。他們還擔憂自身管理海外資產的能力。”一家研究金融機構的交易商說，在經曆了自2007年以來的一係列在西方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災難性投資後，中國公司不可能再準備花錢了，除非他們能夠看到長期盈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