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可謂首屈一指。徽商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300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眾多商幫中之翹楚，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徽商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在經商活動中，善於運用心計，精於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因而成為商界的一支勁旅。
賈而好儒，亦賈亦儒中國商人喜歡把自己稱為“儒商”，“儒商”這一名稱始於徽商，徽商教子業儒，十分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賈而好儒，亦賈亦儒”是對徽商的經典概括。
曆史上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的徽商有很多。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後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亦賈亦儒，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
明萬曆年間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縣商人吳彥先，業餘時間酷愛瀏覽書史，樂於與同行縱談古今得失，連一些宿儒都覺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都奉請他籌劃。他為不負眾望，精心地權衡貨物輕重，揣測四方緩急，判察天時消長，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經商活動，都獲利頗豐，一時成為了眾商的智囊。
明代歙縣人黃鏞也是一個喜好讀書的商人，小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誌，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魯等地進行商業活動。由於他善於洞察，又由於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躍成為獨立經營於揚州的富商。
徽商通過學習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和品位，使得他們善於從曆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給自身商業經營帶來了很多的便利；同時也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進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的興起以至鼎盛，讓現代的安徽人感到特別的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則讓他們品味到了苦澀。弘揚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為徽商故地人們共同的心聲，成為古徽商傳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標。如今，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們“牛”了，但是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人文傳統仍然保留於世。
如今，在安徽人中，高學曆的下海經商者不乏其人，碩士、教授做生意的也有不少。畢業於浙江大學的史玉柱就是安徽人，他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較高的人物之一。同時，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後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和亦賈亦儒的故土。史玉柱曾說過：“現代商界中最有前途的就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農民和一些個體戶。”因此，有人這樣說過：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形象，自史玉柱開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類拔萃的代表還有王傳福、張近東等人。
有“電池大王”之稱的王傳福是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他1987年畢業於中南工業大學，獲得物理化學學士學位；1990年在中國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獲得碩士學位並成為該研究院最年輕的副教授。比亞迪現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機電池製造商，王傳福曾名列2005的財富500強第28名，2005胡潤中國富豪榜第106名。這位儒商正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理念向人們傳遞著知識的力量。
張近東是有著“家電大鱷”、“連鎖戰車”之稱的蘇寧電器集團董事長，他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在張近東的帶領下，蘇寧電器憑借獨創的蘇寧模式稱雄家電市場。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蘇寧電器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家電連鎖零售商之一，也是國內首家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簡稱，即首次公開上市）的家電連鎖企業。張近東是2005的財富500強第88名，2005胡潤中國富豪榜第60名。
安徽人崇尚文化的傳統造就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經濟和文化的繁榮。
生意經
“賈而好儒，亦賈亦儒”是對徽商的經典概括。官商結合，暢通無阻“官商結合”是中國商人首選的經商模式，徽商也是如此。
安徽商人心裏很清楚，做生意不怕官，就怕管，隻要他能管住你，那麼他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反之，如果與官員、與政府搞好人際關係，讓他們成為自己的保護傘，那麼自己的生意也會順風順水。此外，安徽商人也喜歡與官方交往，這與他們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著很大的關係。他們認為官比商高人一等，能與當官的交往是自己的榮耀。在這兩方麵思想的支配下，徽商當中湧現出了一批官商，他們在政府的支持下經商，也贏得了生意場上的輝煌成就。
徽州歙縣人江春是乾隆時期著名的鹽商，此人早年鄉試失敗，於是他放棄了通過科舉考試做官的道路，開始從商。當時兩淮(淮河流域)地區的鹽業貿易十分繁榮，而清朝政府禁止自由買賣食鹽，實行鹽引製度，隻允許鹽商在政府的管理監督下向煮鹽戶收購食鹽，然後運到各地去銷售。這樣食鹽的經營權都被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富商壟斷。
江春為人處世通達，頭腦十分靈活，又讀過不少書，因而很快就躋身於這些大鹽商的行列。經過苦心經營，他的鹽業貿易做得越來越大，財產也越來越多。後來，主持鹽政的官員推薦他當了兩淮鹽業總商。從此，江春成為“一身係兩淮興衰”的鹽業巨頭。
身負重任的江春深知，鹽商的利益與清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按當時的慣例，每到朝廷有慶典、賑災、修水利等重大舉動時，商人們都要捐資報效，尤其是資本雄厚的鹽商。江春聰明絕頂，往往是朝廷的旨意一到，就立即四處奔走籌辦。靠他在鹽商中的聲望，即使是幾百萬的巨資也能很快籌齊。這樣，江春深受朝廷的器重。
江春雖然是一名商人，但朝廷卻不斷為他加官，直至布政使，官居三品，還賞戴孔雀翎，這在當時是少有的殊榮。當時人們稱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鹽商們都以有他這樣的同行而感到驕傲。
紅頂商人胡雪岩在杭州起步的時候，最先“投資”於王有齡。他將一生的賭注全押在王有齡身上，有那麼一種“孤注一擲”的味道。當時的王有齡雖然很有才華，很有雄心壯誌，卻很窮，連北上求官的路費都沒有。胡雪岩“慧眼識英雄”，認定他日後定會在官場上青雲得誌。於是，胡雪岩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江湖義氣為借口，毅然冒著被老板解雇的風險，挪用錢莊公款五百兩銀子，資助王有齡北上求官！結果這件事被老板知道了，並把他辭退。為此，很多人都罵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卻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絕對沒錯，而且他深信，隻要王有齡一得誌，自己就有了出頭之日。
後來，王有齡果然出任官職，做了杭州的巡撫。王有齡本身不懂經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經濟，當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便順理成章地進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齡的幕僚。
自從走上仕途之後，胡雪岩有了王有齡的庇護，在商場上如魚得水，遊刃有餘。胡雪岩認為，自己身處社會下層，又逢亂世，要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銳是不夠的；隻有投靠政府，謀取官位，官商一體，利益與共，才能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用他自己的話解釋就是：“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幫助官軍打仗。幫政府的忙，就是幫自己的忙。”後來，胡雪岩官至二品，成為身穿黃馬褂、紫禁城可騎馬的紅頂商人，備受慈禧太後的賞識，紅極一時。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很多徽商羨慕不已。
一直以來，徽商稱雄商場數百年，這與他們官商合一的經商優勢有很大的關係，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原因。
生意經
“官商結合”是中國商人首選的經商模式。長途販運是發財致富的最佳途徑很多徽商的大筆資產主要是通過商品的不等價交換取得的，長途商品販運活動是這種不等價交換的一個重要途徑。
明清時代，徽商不僅開起了店鋪，而且還開始從事長途販運貿易，即坐賈與行商兩者兼之。他們往往以《貨殖列傳》中所載的商界先賢為榜樣，進行遠洋貿易。有的甚至將資本孤注一擲。例如安徽歙縣商人鮑鳴歧，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後，資金喪失過半，又因為“浙東適改票鹽”，認為株守不足取，乃作背城計，而自與仰山從兄合資營運，悉力調度，獲利其厚，十年累積數萬。
徽商當時已拋棄了“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糴”的傳統原則，不但販賣滿足統治階級需要的奢侈品及地方特產，而且販賣一些與農民生活發生直接關係的商品。當時，徽商經營的幾個主要行業如鹽、典、茶、木、糧、布等業，除典業外無不是轉遷四方、長途販運的。他們把江浙一帶的棉布、絲綢，徽州的茶葉、竹木遠銷到四麵八方，又把長江中上遊的木材、糧食販運到長江下遊銷售；還利用運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運銷到江南，把江南的物產又運銷到北方。正是在東—西、南—北大規模的雙向商品流通中，徽商獲取了豐厚的利潤。
後來，徽州商人就把長途販運視為發財致富的最佳途徑。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休寧人查研，13歲時沒了父親，祖上留下的遺產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親、弟弟的生活極為艱苦。後來，他投親靠友到了蕪湖，發現蕪湖水陸交通都非常便利，是轉運商品的天賜“寶地”。於是，他以蕪湖為基地，往來於浙江、揚州、湖北各地，從事商品販運活動。這一做就是30年，最後終成大富商。當初和他一起出來創業的夥伴們，無不嘖嘖稱讚。
歙縣人潘侃跟隨父親入蜀經商。他對父親的經營方式不是很讚同，認為“良賈急趨利而善逐時，非轉轂四方不可，今坐困蜀地一隅，非良賈之首”。於是他從父親手中領取少量資金，往返於荊、揚、吳、楚間，從事商品販運活動，最後發了大財。後來，他的兩個兒子承襲了他的做法，也都獲取了豐厚的利潤，積累起巨額的資本。歙縣商人許侔先曾對人們說：“士農工商，勇往為先。”以經商為業的人，要想經商致富，就必須不避“利涉之艱”，不畏辛勞，從事長途商品販運活動。可見，這一點已經成了很多徽商的共識。
做行商，從事販運貿易，為什麼能很快發財致富呢？這是因為販運貿易的利潤非常高。
明清時期，由於區域分工和行業分工的擴大，貨幣使用價值的增強，商品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的小生產都被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他們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為了自用或供本地區的需要，而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他們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仰賴於遠方的供應。這就使得商品流通的規模日趨擴大，以致越來越多的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的必需品都被投入市場，成為長途販運的商品。這就為商人從事長途販運提供了豐富的商品來源。當時各種商品在產地和銷地的價格往往相差很大，如果販運商人利用某些商品的出產季節和小生產者的貧困，采用種種手段在產地壓價收貨，運至銷售地又設法抬價拋售，人為地擴大商品的地區差價，那麼其獲得的利潤更是不可限量了。
長途販運利潤雖豐厚，但也常有商人死於非命的。走江湖有風波之險，行陸地有盜賊之患。然而，求利心切、想賺大錢的徽商往往還是不畏艱苦、不辭辛勞、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種“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動之中。
生意經
徽商的大筆資產主要是通過商品的不等價交換取得的，長途商品販運活動是這種不等價交換的一個重要途徑。“囤積”和“走販”應並行囤積商品是安徽商人在經營中慣用的方式，他們將商品囤積起來，等待出現適當的價格然後出售，從中謀取利潤。
一般來說，徽商囤積商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儲饒待乏。就是通過“觀時變”、“察低昂”，在商品供大於求、價格相對低廉時進行儲備；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應求，價格相對高漲時予以出售，從供求差價或豐歉差價中實現相對多的利潤。儲今日之饒，以待他日之乏，這是一種長遠的經營策略，商人獲取的利潤是一種正當的價格差價。另一種是囤積居奇。這與呂不韋的“奇貨可居”相似。
“奇貨可居”語出《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賈邯鄲，見（子楚）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它的意思是指把少有的貨物囤積起來，等待高價出售。也比喻拿某種專長或獨占的東西作為資本，等待時機，以撈取名利地位。呂不韋最初就是這個目的。
相傳，陽翟大商人呂不韋經常往來於各地做買賣，有一次他到趙國的都城邯鄲，偶遇在趙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異人是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安國君因為討厭異人的母親夏姬，就把異人送到趙國當人質。趙國與秦國交戰，因此十分輕視異人。為此異人的處境有些困窘。而聰明的呂不韋卻從商人角度看到了異人身上的價值，認為奇貨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資的“貨物”，現在獲取可以有朝一日賺取名利，也就是一個政治交易。後來，異人在呂不韋的扶植下，回國成了太子。再後來異人繼任國君，也就是秦莊襄王。異人沒有食言，他讓呂不韋享受著10萬戶的納稅，並當上了丞相。自此後，呂不韋所買下來的奇貨，終於換得了無法估量的名利。這便是“奇貨可居”的典故。
在現代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囤積居奇其實是進行投機倒把、有意盤剝生產者和消費者以牟取暴利的行為。
這兩種“囤積”在商人中時有所見。但是徽商更注重前者，不取不義之財。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貴，歙縣商人喻起鍾將其在浙江蘭溪儲存的500斛米運到了徽州。有人對他說，此時應囤積其貨，等到高價時再拋售，則可獲大利。然而，喻起鍾沒有這樣做，且按當時的價格出售了這批糧食，以緩解鄉裏乏食之需。喻起鍾在這批糧食的貿易中肯定也獲得了相當多的利潤，但是他的利潤是正常的價格差價，這與有的糧商可獲利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價的做法是迥然有別的。
徽州的囤積商人為了能及時了解行情，獲得較高的商業利潤，通常會將“囤積”與“走販”結合起來經營。他們或者在商品的產地寓居，囤積商品，等待時機再運往他處銷售；或者將商品運往銷地囤積，等待時機再行銷售。如休寧程守儀同他的哥哥經商於楚，他們一人坐賈囤積，一人行商販運，分工協作，同甘共苦，結果三年以後，成為當地的富人。由此看來，“囤積”和“走販”並舉確是徽商致富的捷徑。
徽州商人非常善於從事囤積活動，他們采取種種措施，擴大其經營規模，使自己獲得豐厚的利潤。正因為如此，萬曆《歙誌》中把“走販”一項列為徽商的第一個重要的經營方式，而將“囤積”一項列為徽商的第二個重要的經營方式。
生意經
“囤積”和“走販”並舉確是徽商致富的捷徑。以義取利，非義之財不取孔子主張以義取利，見利思義。他寧可過貧窮的生活，也不取非義之財。“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徽商為什麼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久久立於不敗之地呢？這是因為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準則，主張以義取利，非義之財不取。他們在經商過程中，講究商業道德，以價廉物美吸引顧客，從而占領市場，發財致富。
徽商的商業道德主要體現在：以誠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競爭，甘為廉賈；寧可失利，不可失義。徽商之所以形成這種商業道德，還是得益於他們的“賈而好儒”，受傳統文化的熏陶，自覺地用儒道經商。反過來說，他們之所以被稱作“儒商”，也貴在其講求義利之道，講利重義，從不取不義之財。
在商業競爭中，有些商人信奉的是“無商不奸”，在競爭中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去獲利。用惡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終都將會失去已獲的利潤。
徽商主張義中取利，因義而用財。這種義利觀提高了徽商的信譽，有利於競爭，鞏固了商幫的團結，有利於發展。如徽商巨富胡貫三經商數十年，畢生最講究的就是商德和修養。他主張“以誠待人”、“以信處事”、“以義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為本”、“以和為貴”、“以德為基”的12字箴言。由於胡貫三“賈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門路越來越廣，利潤也越來越豐厚。上至武漢、九江，下至蕪湖、南京，中到蘇州、杭州，都開設了當鋪、錢莊、布店、作坊、土特產貨店……經過數十年的辛苦經營，胡貫三的家當已擁有“七條半街”、“三十六典”，成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清代的淩晉也是徽商中“以義為利”的一個代表。他雖然從事商業經營，但卻特別講究仁義。在與人交易時，或有狡詐的商販蒙混其數，多取他的錢財，他並不斤斤計較。在付給他人貨物時，一旦發現缺斤少兩的情況，他則必如數予以補償。他這樣做不但沒有蝕本，反而贏得了更多的顧客，這使他的生意更加紅火。
清代道光年間，黟縣商人舒遵剛還從商人角度對義和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高度的理論概括和淋漓盡致的闡述，其“義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最具有代表性。他曾說：“對人言，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國且如此，況身家乎。”就是說，以義取財、因義用財，才能使商人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並有利於開辟財源，從而收到賺大利、發大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