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天府之國”的由來及特有條件
一、“天府”、“天府之國”的由來
四川盆地是古代蜀人和巴人發祥之地，千百年來四川人一直在巴蜀大地繁衍生息，其中的成都平原並非一開始就被視為“天府”，而是經過了由古湖沼到衝積平原的自然演變，以及古蜀先民的拓荒墾殖，才奠定了後來農耕沃野的根基。都江堰作為人類工程，對“天府之國”的形成起了關鍵的作用。
據地質變遷學說，包括四川在內的西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域，在遙遠的中生代三疊紀時期，處在一個巨大的古地中海中，而大海東邊的海灣位置就在今四川盆地。三疊紀末期以後，這裏發生過三次地質學所稱的“造山運動”，即印支運動、燕山運動、喜馬拉雅山運動。地殼經過一次次的變化，海水陸續退出，陸地開始上升；直到距今300萬~200萬年時，這種變動才放緩了速度。它不僅造就出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而且形成了中國地貌西高東低的“三級台階”格局。處於第一台階和第二台階的川西山地、高原和四川盆地就是在這一時期大體形成的，縱穿南北、橫貫東西的長江水係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雛形。四川盆地具有周圍高山環繞、眾多河流穿越全境的獨特地理自然環境，為古代蜀人、巴人的棲息繁衍提供了一個氣候溫暖、適宜生存和農耕的區域。而盆地中的成都平原，史前也是叢林密布、湖沼遍野，最初並不適宜人類居住。古蜀先民初入成都平原時期，仍受著洪水的威脅，其中以岷江洪水最為凶猛。每逢夏秋，岷山雪融，山洪暴漲，泥沙俱下，水至是一片澤國，水退則泥石遍野。劇烈而頻繁的水患給居住在岷江下遊兩岸平原的居民帶來生活、生產的極大困難。原住居民曾經同洪水作過英勇鬥爭。據古文獻記載，到了西周中期以後，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時期，曾連續實施工程治水，其主要工程是：“鑿玉壘山（今都江堰的寶瓶口處）作為分水口，導洪分流，把岷江水分流入沱江，以除水患。”特別是到了秦昭襄王三十年到秦莊襄王三年之間，蜀郡守李冰父子在前人治理岷江水患的基礎上，製定了“深淘灘、低作堰、遇彎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水方針，因地製宜、因勢利導，經過近四十年的整治，基本建成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才比較徹底地變岷江水害為水利，澆灌沃野千裏，實現了遇旱引水浸潤，遇雨則堵塞水門，造福於民，為成都平原後世成為“天府之國”奠定了基礎。加之成都平原處於我國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域，熱量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雨熱同期，十分有利於農業生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設成功，使成都平原實現萬頃稻田穩定豐收，並日漸富饒，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進入秦漢以後，由於四川地域獨特，受戰爭影響少，經濟仍保持著穩定繁榮，從西漢時期起，逐漸贏得了“天府”或“天府之國”的美譽。晉《華陽國誌》有記曰：“蜀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正式稱：“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從此，“天府之國”的美稱就當之無愧地落到成都平原了。西漢時期，四川盆地一躍而居全國經濟前列。
據有關刊物報道，在中國的曆史版圖上，除四川盆地外，先後有六個地區曾被譽為“天府之國”或“天府”。最早是戰國末期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爾後是太原所在的汾河盆地被稱為“天府之國”；太湖平原在唐代以後被稱為“天府之國”；北京所處河北的北部地區，戰國後期也曾戴上“天府”的桂冠；宋代以後福州所在的閩中丘陵地區，亦獲得“天府”的稱號；清代滿族人的龍興之地沈陽地區也被賦予了“天府”的稱號。
成都平原是中國西南開發最早的地區，擁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雖然比關中平原晚一些，但在人口的規模上，兩漢末年成都縣的人口為7.6萬戶，僅次於關中平原長安縣的8萬戶，在《漢書·地理誌》戶數記載的10個縣中居第2位。成都平原地勢便利，氣候溫暖、濕潤，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早在夏商時，人們就在這裏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當時人們已開始在成都平原地區從事農業生產，衣食充足。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由於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持續效應，物產豐富，幾千年來水土、氣候、物產等方麵幾乎沒有大的改變，至今其自然風貌及物產等一如既往，使“天府”的稱號至今持續了2300多年。而之前始於成都之先獲“天府之國”的關中平原，從秦漢至隋唐一千餘年，都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並在曆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到了五代，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經濟不斷衰退，從清代以後再也沒有人把關中稱“天府之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