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殖民者就認為，印度人的視野不足，物質欲望也比較有限，通常偏好於恬淡閑暇、無憂無慮的生活。這是由於他們的生活更多基於自身的信仰、喜好乃至小集團的利益。印度人在工作中經常無所事事，效率不高。雖然他們的經濟發展不錯，卻從來都缺乏那種迫切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願望。
就拿農民來說吧。同樣是農民，中國農民天性總是勤勞耕耘。但印度農民卻由於氣候、宗教信仰、營養、身體等原因，往往表現得比較“懶”。我的一位朋友曾作為日照鋼鐵公司駐印度礦產辦事處的代表在印度待過三年，他對此的形容是：“印度人的‘懶’是那麼安靜平和、怡然自得，仿佛是一種理所應當的生活狀態。”因此，隻要解決了溫飽問題後，就沒有其他顯著的激勵性和刺激性因素來迫使他們勞動了。印度人所希望的就是維持基本生活，他們從不期望有更高的消費，當然，他們也沒有更多的經濟實力去進行消費。
印度發展工業總是有些欠缺。因為印度社會從來都缺乏緊張、連續、快節奏的大環境，而這是進行大工業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甚至，很多印度人認為，高效率、高標準的工作要求，還有更多的機器代替人力都會減少工作的機會，是一種反社會的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用這樣一段話描述了印度勞動力的情況：“大量閑置的勞動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漸養成了一種抵製那些可以提高勞動效率的措施的態度。在一些地區，效率被視為對就業有害。忽視勞動效率，把勞動力浪費的責任歸咎於缺乏勞動力需求和工作機會的趨勢——它暗含在戰後方法中，曲解了製訂計劃的各個方麵——為許多棘手的問題提供了逃路。”
從實際情形上來看，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沿襲了美國泰羅製的許多方法。工廠往往都會自覺地從每一個工人、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努力設計出最佳的工位、最合理的勞動定額、標準化的操作方法、最適合的勞動工具。因此也造就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量高效率的製造工廠，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但這種情況在印度從來都沒有普及。大多數印度製造企業都沒有形成一種基於工作時間、效率、標準化、紀律性的管理體係。
在印度，人們也曾看到過有關“血汗工廠”一類的報道，但那幾乎都是在講雇用童工的事情。但在印度的正規企業中卻幾乎從來都看不到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裏所展現的那樣一種緊張焦慮的工作狀態。
這類工廠的不同發展狀況，與整個社會的工作氛圍、民族的特性與態度，都是密切相關的。
關於印度，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在《亞洲的戲劇》曾有過如下評論，作為曾經的瑞典駐印大使，他說的話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等級觀念根深蒂固，效率低，上班時間晚，大概10點左右，周末很多店鋪上午是不開的，晚上10點肯定關門。多數印度人工作時經常一起喝咖啡，一般來說15分鍾的事情要做好半個小時的準備。
若這些社會希望富裕起來，那麼他們必須更加強調工作，更少的懶惰。必須更少地為回家收割和結婚而長時間離開所導致的工廠曠工。必須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樹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廳閑談和更多地學習；要更少的理論和更多地實地工作。
實際上，除這種工作態度之外，印度一些保護勞工利益的製度也值得關注。1947年，印度通過的《勞資爭議法》，以求保護本國製造業在職工人的利益，實際上卻造成勞工雇傭製度的繁瑣。
因此與印度相比，雖然中國製造業的人均工資水平要略高一些，在某些行業，比如煙草、石油行業更是遠遠超過；但是中國企業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卻也遠遠高於印度。因此，這幾乎注定中國即使勞動力成本繼續上漲，中國的製造業企業的競爭力也不會隨之下降。
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就曾經表示：雖然越南、印度等國也以廉價勞動力等優勢吸引外資，但基本不能替代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