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隆上台後首先就是發起國有化運動（直到現在，我們的部分課本還讚美貝隆實行的這一政策是有利於本國工業發展的），將原本由外資控製的部分經濟部門收歸國有，在經濟發展路線上，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用高關稅等措施構築貿易壁壘，借以保護民族工業。但是由於長期在缺乏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導致阿根廷的這些工業部門毫無進取心，大多數主要商品的價格都要比國際市場高出幾倍，而且質量低劣。與我們改革開放前一樣，國有企業受到過度保護而競爭力低下，並且，為了所謂的保障勞工的生活卻要人為地壓低產品價格。要維持這些國企運轉，就必須得依靠大量的財政補貼。表麵上，這些國有企業給阿根廷的民眾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事實上它隻是一種全民福利事業。
貝隆政府還大力發展公共事業，結果就造成至今阿根廷都揮之不去的國家噩夢。由於上任前，阿根廷政府還擁有大量財政盈餘，貝隆就將這些資金用於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在貝隆上台後的兩年裏，工人的工資分別增長了25％和24％。但是，這種政策卻極大地耗費了國家的財政資金，導致了巨額的財政赤字。而且還造成一個日後難以挽回的惡果，那就是這些給予公眾的福利和就業機會如果發生改動，就會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
除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負擔，導致日後不得不成年累月地還債之外，貝隆政府的這些政策也使得阿根廷的私營企業處於困難境地。一方麵，由於要籌措資金，企業被課以重稅；另一方麵，企業不得隨意解雇員工，強製提高工資和福利的政策也讓企業喪失掉了經營所需的靈活性，大大增加了成本。因此，很多私營企業或是想方設法逃稅，或是就幹脆將資本移至國外。而在政治生活中，社會矛盾嚴重激化，富裕階層認為是左翼人士和工會組織搞壞了他們的生活，因此，兩派之間極端仇視。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貝隆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多麼不合理。比如，在貝隆政府製定的《勞工法》中有大量五花八門的職工旅遊等額外費用都是由企業支付。總之，阿根廷的居民隻要進入一個單位，然後再把一生托付給一位工會的免費律師，就不再有生老病死之憂。這種“扶貧”政策隻產生了一個好處，阿根廷平民擁護貝隆，尤其是貝隆夫人。
在當時，阿根廷還是一個中下層人民居多的國家，這樣的一係列民粹主義政策很快便獲得了大眾的支持，有了廣泛的民意基礎。於是貝隆式的民粹主義在南美迅速得到認同，並成為各國政府都積極學習的榜樣。
當然實行這樣的政策需要大量的國家投入，而且這種投入必定要遠遠超過財政收入。赤字的解決方法隻有兩個：要不就對外借債，要麼就是多印鈔票。這使得拉美國家總是有大量的債務，然後政府總是有大量財政赤字，還有總是會不斷地爆發惡性的通貨膨脹。
貝隆式民粹主義至少表麵上，在短期看來是大大有利於百姓生活的。因此在拉美，這種路線已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路徑依賴”，並不斷地得到民眾的支持。一個典型的例證是，1989年接替阿方辛上台的梅內姆就是貝隆主義黨領導人，他曾提出的競選綱領也是典型的貝隆式的——承諾工資大幅增長、進行生產革命。雖然梅內姆一上台就改弦更張，大刀闊斧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並因此與許多原黨內元老分道揚鑣。但是當選舉在即，為了取悅選民，他又開始大規模增加政府開支，推行福利措施。結果在他上台後的幾年，阿根廷的財政赤字增長了6倍。僅財政供養的公務員人數就多達200萬，而阿根廷的總人口也僅僅隻有3600萬。因此，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成效基本被淹沒了。
中國人在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所遭遇的一切也說明了拉美的問題，那就是牢固的民粹主義傳統所造就的過於苛刻的勞工法規以及早已習慣如此安排的受雇者。在拉美國家很多中國人以開辦雜貨店為生，因為開辦小型雜貨店就可以避開嚴格的勞工法規的製約，這樣隻需付出很少的成本就可以經營下去。比如，小雜貨店經營隻加價25%就可以夠本，而大超市卻往往需要加價60%，因為，他們必須支付高昂的勞工薪水。也是這個因素給了華僑商鋪生存的空間，使得在阿根廷，華僑商店大量湧現。而華人在掘得第一桶金後，通常都會立即轉向購買房產，因為隻有這樣才可以避開阿根廷嚴苛的勞工製度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