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中國的大型企業進入拉美之後，馬上就會深陷當地嚴格的勞工法規和“不聽話”的受雇者共同營造的陷阱中。中國收購的數個拉美礦山都遭遇了這樣的問題，消極怠工、罷工、抗議馬上就成為最司空見慣的事情，習慣了實行鐵腕式管理的中國企業馬上就陷入了對抗和無法管理的泥沼。而這正是無論國內的資本還是其他國家的資本在拉美常常都會舉步維艱的原因。
但是，大眾很少會懂得如此多的道理。事實上，麵對危機，民粹主義者總能找到一些其他的借口，諸如全球化、市場經濟、帝國主義等，而從來不認為正是因為他們希望獲得的那些免費的午餐才是他們如今遭遇到危機的最大原因。
略薩談到南美人對民主的失望時說：“1992年以來，我訪問過不少拉美國家，到處都聽人大講，我們也需要一位藤森，我們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領袖，一位能鏟除腐敗，能踢走無能的政治家的人物。”
除拉美之外，另一個深受民粹主義危害的國家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印度。我們前文曾經敘述過，印度的勞工製度也是十分嚴苛、缺乏靈活性的，而如此糟糕的法律的一個根源就是1947年獨立時由其國父尼赫魯製定的經濟民粹主義政策。
在印度獨立伊始，當時的印度領導人也是充滿了理想主義的願景。在那個時代，正是殖民主義退卻、各民族紛紛獲得獨立解放的時期，幾乎所有新成立國家主張走的都是如印度那樣的道路，即強調獨立自主，積極主動工業化以實現進口替代，設立高關稅以保護民族產業，實行國有化，等等。到20世紀80年代，印度國有部門已經控製了包括鐵路、郵電、港口、航空運輸、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幾乎所有的要害部門。
但是，這些政策卻極大地束縛了印度經濟發展的手腳，經濟逐漸陷入僵化，並連續遭遇數次外彙危機。特別是1991年，由於缺乏出口硬通貨的商品，導致印度外彙儲備枯竭，其外彙甚至不夠兩周進口所需資金，國家已瀕臨破產。無奈之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才開始了經濟改革，比如開放市場、鼓勵吸收外資等。但是直到今天，印度的許多條件仍然是很苛刻的。
從印度和拉美的這些民粹主義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那些打著民眾幌子的民粹主義能夠產生多麼大的危害。我們應該從這些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免踏上同樣的覆轍。
中國沒有貧民窟
國內對“拉美化”的另一個認識來自於拉美地區大量存在的貧民窟。比如巴西著名的裏約熱內盧羅西尼亞貧民窟裏麵居住著30萬人。另外，在拉美其他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加拉加斯、聖保羅等都有規模很大的貧民窟。不光是拉美，實際上，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都會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這種現象在拉美，在南亞、東南亞、非洲，都大規模出現過。甚至更早工業化的歐洲、美國也都曾經曆過。
以一個典型拉美的貧民窟為例。許多貧民窟的住房就是用白鐵皮、紙板等搭起來的窩棚。裏麵街道破敗，環境髒亂，秩序混亂，室內是泥土地麵，幾乎沒有家具，也沒有排水等衛生設施。
因此，對於貧民窟，國內不斷有人痛斥是“失業者的麇集地、滋生罪惡的淵藪、道德墮落的泥潭、無助與絕望的沼澤”，而他們認為，造成貧民窟的原因是“農村失地人口無序的流動、城市病態的膨脹、沉重的就業壓力、地區間發展的巨大不平衡、疾病的流行、治安的惡化、心懷不滿的窮人以及愈演愈烈的貧富階層之間尖銳的對立！”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現在的中國就正是處在這樣一個大規模城市化加速的路口上。城市化速度飛快，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2001—2005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從7800萬人上升到1.2億人，平均每年增加840萬人以上。這樣大規模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已經持續了10多年，而且這種狀況還在繼續持續著。
根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3%，有近8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如果今後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30年後，我國的城市化率可以達到73%，相應的農村人口約為4億，由8億減少到4億。更有預測指出，2020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將降低到30%”。可以預見，近年內還將有數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新居民。大量的流動人口日益表現出在流入地定居的意願。據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黃奇帆說，僅重慶市每年就要增加50萬城市人口。而重慶還不屬於沿海的發達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