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據美國的經驗，人們認為，這樣的經濟刺激政策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突擊放貸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最終一定是會流到股票或房地產等資產上麵，再度形成資產泡沫。這已經顯現出跡象，實際上，中國股票市場在金融危機降臨時的恐慌下跌中，2008年8月上證綜合指數最低曾跌至1664點，之後在政府宣布的四萬億投資拉動內需計劃的刺激下，又迅速上漲，甚至在2009年8月，也就是最低點的一年之後，重新上漲至3478點，上漲了一倍還要多。與此同時，2008年底一度下跌的房價也再次回升。
對他們來說，中國的經濟有太多政府操控的色彩，而這已經被認為是不可持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政府開始解除對股票供應的限製，同時市場開始猜測政府將抑製銀行貸款的時候，很快上海股市就下挫了7%。然而在翌日，中國人民銀行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執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股市隨之收複全部失地。“這一連串事件，讓上海股市看起來幾乎完全像是政府製作的一道甜點。”《金融時報》評論說。
確實如其所說。如今國際上很多鼓吹政府規劃幹預的觀點，往往以中國經濟取得圓滿成功為例子，並且認為中國是因為采用幹預型政策而成功。快速的增長，令中國看來會成為後發工業化各國的典範，特別是那些從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體製走出來的過渡經濟。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國政府允許有限度的私人競爭，同時對投資保留強大的政府管製，從而避免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缺陷。
而“反全球化”的幹預型知識分子喬姆斯基認為，中國在這幾十年來的成功，證明政府規劃是較好的路徑。遵循新自由主義路徑的國家將墜於其後，而和中國一樣的受規管經濟會主導全球經濟。
劍橋大學教授常河俊指出，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早期的發展階段往往拒絕自由貿易。較窮的國家戰略上需要政府來計劃經濟的發展。薩克斯也讚揚中國改革的溫和性質，認為為了實現經濟蓬勃發展，市場力量必須逐步推行，政府管製必須保持不變。
或許懷疑者是對的，刺激性資金正被浪費在當今的“長城工程”上。無論如何，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確實是發生了經濟的奇跡。奇跡的原因來源於中國一直不斷地市場化改革。經濟擺脫束縛，市場急劇擴展，個人空間增大，賺錢效應激發起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創業熱情。結果是中國人的收入大幅提高，社會一片繁榮。
但是僅僅是這一個原因嗎？顯然不是，在本書前麵所闡述的大量內容中，我們已經看到，無比勤奮的中國民眾才是創造出中國奇跡的更重要的原因。
那麼，或許應該再提一個問題了，那就是中國的經濟製度果然那麼完美，就如斯蒂格利茨、喬姆斯基等幹預主義者所鼓吹的，可以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最佳的經濟製度嗎？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的經濟製度絕沒有那麼好。實際上，看看中國經濟最具活力、最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部分，比如占據中國出口絕大部分的產業，再比如讓中國產品具有超強競爭力的大量專業鎮等，無一不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自發發展起來的。中國人的創業奇跡大多數都是在與其他國家的人的自由競爭中創造出來的。即使是在劣勢的政策環境下，但是隻要有自由競爭的基礎——就如同在東南亞一樣，中國人照樣能夠取得非凡的創業業績。無數的事實已經說明，隻要能給中國民眾足夠的經濟自由，那麼他們就能夠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奇跡。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就是政府一步步放鬆管製、放鬆對民眾的束縛的過程。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也認為：“中國經濟的各要素中間，一個別國少有的強勁要素就是中國的勞動力發揮的作用，不僅有大量年輕人，而且由於文化和曆史的原因，中國人特別吃苦耐勞，能夠忍受的勞動時間之長和勞動條件之艱，都遠超過其他國家。有一個上世紀末的統計，中國人願意工作的時間不僅遠遠超過美國、印度，甚至遠遠超過日本。這個強勁的因素彌補了我們在市場體製發育不足方麵的缺陷，拉動了經濟增長。”
但是，我們卻可以遺憾地看到，在我們的經濟製度中卻仍然有大量阻礙自由競爭的門檻。比如，我國從1958年起實行的以城鄉分離為主要特征的戶籍管理製度，大大限製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極大限製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幸好，這些限製並沒有使農民工向城市、工業轉移的步伐停頓下來（這都要歸功於中國民眾無與倫比的適應能力和變通能力，也就是許多人經常說的，紅燈來了繞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