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麵這張融合了曆史事件的美元長期走勢圖裏，隱藏著美國金融大戰略的一個秘密，那就是，當前正處於美元大戰略第三個戰略周期的收官階段。
在此之前，美國已經兩次重演了金融戰的成功曆史。它們分別是：1970年至1985年的第一個金融戰周期；1986年至2002年的第二個金融戰周期。巧合的是，前兩個周期，都是為時15年左右，分別以10年左右的美元大貶值，與5年左右的美元大升值為特征。
也許正是因此，國內外不少學者，都預測2012年左右美元要反轉。不過，這一次，曆史不會那麼簡單地重演。圖中的虛擬部分，美國能夠實現嗎？它不僅取決於美國自身，也取決於歐元區以及中國的戰略應對。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的三個資本大創造、大輸出與大收縮周期
現代金融戰爭，始於紙幣本位時代
有關金融戰爭、貨幣戰爭的錯誤認識
因大清欽差大憲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準以洋銀六百萬銀元償補原價。……因大清欽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銀元，大皇帝準為償補。
1842年8月29日，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軍艦“漢華麗”號，停泊在南京江麵，炮口對準南京城。道光皇帝派出的欽差大臣耆英來到該艦上，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議和條件”，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英國侵略者借此向中國勒索2 100萬銀元。
不過，這個銀元並不是當時大清朝的貨幣，而是“洋銀元”，屬於“外幣”。英國在條約中用“洋銀元”作為賠款貨幣種類，是有原因的。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外貿一直是順差，所以當時外國的“洋銀元”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包括當時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英國。
所以，英國在取得戰爭勝利後，立即要通過戰爭賠款將流失的“洋銀元”回收。這個細節，其實反映了金屬本位製貨幣時代，與今天的紙幣時代完全不同的兩種金融思維。
那就是在貴金屬本位製時代，強國都以貿易順差為好事，而以貿易逆差為壞事，最強大的國家，則追求最大的貿易順差，也就是輸出產品，賺回貨幣。
而紙幣時代的今天，則正好相反，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不管其多麼讚美貿易順差，但在實際行動中，都不追求貿易順差。美國幾十年來，積累的貿易逆差達到了近10萬億美元之巨。美國總體上一直是在輸出貨幣，進口產品。
而正是輸出紙幣，讓金融代替戰爭來掠奪財富成為可能，一個簡單的手法就是輸出的貨幣貶值，這可比戰爭省事多了，阻力也很小，因為不用死人。金融戰爭便由此而登上了曆史舞台。
自“貨幣戰爭”這個概念在中國流行之後，一些學者將貨幣戰爭的曆史無限地往前推移。有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戰爭，乃至中國的內戰，都解讀為貨幣戰爭或者金融戰爭；有人將貨幣戰爭推到了幾百年前，把拿破侖征服歐洲的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也都看成是貨幣戰爭或者金融戰爭；更有甚者，將貨幣戰爭的曆史追溯到幾千年前，認為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發生過貨幣戰爭。
將貨幣戰爭或者金融戰爭的帽子，往各種曆史上戴，正說明了對金融戰爭的認識，存在著不少誤區。上述這些曆史可以說是金融曆史的一部分，但它不是金融戰爭的曆史。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美各國之間發生的貨幣競相貶值行為，也不能稱之為金融戰爭，而隻能稱之為貿易戰爭。
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戰爭，是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才產生的新事物。因為金融戰爭，需要的一個基本條件，隻有在紙幣時代才可能具備。那就是，通過本國紙幣的大規模地主動輸出，進入他國的經濟循環鏈條，從而為金融掠奪創造條件。
而在金本位時代，本幣大規模的輸出是不受歡迎的。也是因此，英國打贏了鴉片戰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自己被大清朝賺走的那部分“洋銀元”。
沒有紙幣輸出，就沒有金融戰爭
金本位時代，資本是絕對稀缺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願意進行過多的資本輸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擁有英鎊霸權的英國，1970年代之前擁有金彙兌本位製美元霸權的美國，都曾經出台各種措施，限製本國貨幣的流出。
因此，金本位時代或者說貴金屬本位製時代的金融控製，實際上是政治與軍事控製的產物。如果一定要說其存在的話，其機製也完全與今天相反。那就是以貨幣輸入為特征，比如戰勝國要求戰敗國的戰爭賠款，而不是以貨幣輸出為特征。
貴金屬本位製時代的霸權國家，要求他國進行貨幣輸出，其手段就是戰爭。而弱國都麵臨著被要求貨幣輸出的危險，那就是付出戰爭賠款。
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來說，禁止本國的貨幣輸出是很容易的，發個文件就可以輕鬆做到。但是，在紙幣時代的今天，一個國家要求他國接受本國的貨幣，卻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從這一點，我們就很好理解，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各種戰爭最終勝負之後，都以戰敗國的賠款而告終，因為賠款的輸入，意味著戰勝國擁有的貴金屬增加，從而使得戰勝國能夠發行更多的貨幣，創造更多的資本，這會帶來經濟的繁榮。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霸主英國，其一直以來所采取的對外經濟戰略之一，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貿易盈餘，為了扭轉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乃至發動鴉片戰爭。
而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的美國，則一直奉行貿易逆差戰略，以最大限度地將紙幣美元輸出。貨幣輸出代替了以前的政治控製，成為一種獨立的攫取財富的手段。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金本位製度被紙幣本位所替代之後，貨幣的輸出，從本質上而言，已經成為對其他國家財富的占有，這種占有從理論上看包含兩部分。
一是絕對占有的部分，這是來自紙幣貶值的部分，比如說當前的美元與2001年的美元相比，貶值了30%，那麼美國10年前購買中國的貨物，付給了中國100美元，中國現在拿著這100美元去買美國的東西的話，則隻能兌現當年70美元的購買力；另外一部分是暫時的占有，因為本國輸出的紙幣，將來還可以被持有國拿來購買本國的產品。
而這暫時的占有，也可能會變成永久占有。比如網絡上流傳的一個故事，說的就是無償占有是如何通過彙率來實現的。
2008年，一個美國人到中國旅遊，用20萬美元換134萬人民幣，100萬買一單身公寓，34萬吃喝玩樂。2012年，要回去時房子漲了，賣了200萬，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到6.3∶１，200萬人民幣換回31萬美元。美國人白玩中國4年還倒掙11萬美元，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彙率變動之外，還有很多辦法，讓他國不斷地強化對美元的需求，從而將持有美元長期化，乃至其經濟徹底美元化，這樣，美國暫時占有的他國財富，就變成了永久占有。
比如今天的津巴布韋，美元已經成為其流通貨幣，居民日常買賣都直接用美元。這部分美元是津巴布韋拿產品換來的，將會在津巴布韋長期流通下去，它或許將永遠存在於津巴布韋，這意味著，美國用紙幣無償地從津巴布韋占有了財富。
實際上，如何將美元的輸出，最終變成對他國財富的徹底無償占有，是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所有對外金融戰略的最根本目的。
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百年曆史中，戰勝國對戰敗國的賠款要求，所產生的財富轉移效果，在本質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現在的對外金融戰略就相當於過去的戰爭，雖然在形式上文明了很多，但其所導致的財富的轉移，比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完全可以稱之為金融戰爭。
不過，美國的金融戰爭戰略，也並非設計出來的，而是美國發展到金融帝國階段的產物，其具體戰略的形成，則經曆了一個相當動蕩的過程。
一些流行的貨幣戰爭言論，將貨幣戰爭寫成美國精英的陰謀，或者說是密室政治的產物，也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
尼克鬆打開了金融戰爭的魔瓶
尼克鬆改變了世界金融的曆史
在中國人眼裏，尼克鬆最大的曆史功績，是在1972年秘密訪問中國。在美國人眼裏，尼克鬆最拿得出手的功勞，是決定以承認失敗的方式從越南撤軍。
人們這樣想，是因為曆史書都是曆史學家寫的。如果是金融學者來寫曆史的話，那麼尼克鬆最得意的傑作，應是塑造了美元霸權的轉型：美元從金彙兌本位製霸權，轉變為一個完全脫離金本位製的紙幣霸權。大約40年之後，我們再回憶美元紙幣霸權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改變，不由得驚歎，尼克鬆確實創造了曆史。
既然是與曆史有關，那就先從曆史開始吧。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關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成為美國、歐洲以及蘇聯最關心的問題。這時候的美國，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提出，美國願意承擔恢複西方世界運轉平衡的責任，並且願意在經濟上幫助西歐複蘇，以防止蘇聯的共產主義在西歐擴張。
而要做到這一點，各國之間的貨幣穩定是必須的，絕不能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導致的貿易癱瘓的情形，美國以自己近8 000噸的黃金儲備作擔保，將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再與美元掛鉤，以保證各國之間的彙率穩定。
這就是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核心的內容：規定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美國承擔將各國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的義務。同時，成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組織的主要職能，是幫助那些外貿支付能力發生危機的國家解決支付問題，從經濟上防止這些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係。
“布雷頓森林體係”最重要的事情，是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金的稱呼便由此而來。
西歐各國之所以同意這一安排，有兩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歐洲各國經濟基本已經被戰爭摧毀，黃金儲備耗盡，已經沒有實力與美國爭雄，任何歐洲國家的貨幣已經無力擔負這一地位；其次，美國的提議，看起來很公平。
美國承擔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義務，意味著美元世界貨幣地位，是建立在巨大的黃金儲備上的，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視金本位製或者金彙兌本位製為天然要求的西歐國家來說，這一點不存在什麼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從理論上來說，隻要將來積攢夠了足夠的黃金儲備，英鎊也好，法郎也好，西德馬克也好，都可以將美元從世界貨幣的地位上趕下來，或者與其共享這一地位。
60多年前的西歐各國這樣想，一點也不奇怪，就是今天很多中國人都還是這樣想的呢！
歐洲各國為這一天的到來，等待了20年。20世紀60年代，西歐各國的工業生產能力都恢複了，在與美國的貿易中，很快出現了貿易順差。有著與美國長期鬥爭經驗的西歐，毫不猶豫地用這些美元，從美國兌換回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備越來越少。
1968年3月，黃金危機爆發了，短短一個月內，美國黃金儲備損失了14億美元，美國與西歐在1961年聯合組成的黃金總庫的黃金也遭到擠兌，隨後黃金總庫被迫解體。七國中央銀行宣布實行“黃金雙價製”，即官方黃金交易仍以每盎司35美元進行，私人黃金交易則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
然而，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對美元信心也大幅降低，西歐各國中央銀行繼續以剩餘美元兌換黃金，美國窮於應付。當時奉行“戴高樂”主義的法國揚言說，不用美元換黃金的話，美國人就不知道要約束自己的貿易赤字，言下之意是要讓美國人知道，美元不能是白條，最終是要美國拿出自己的黃金來兌現的。沒辦法，美國人隻好繼續給換。
黃金危機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由於美元是世界貨幣，各國可以用美元從美國那裏換黃金，這意味著美國經濟必須收縮。因為根據“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要求，美國發行紙幣，必須有25％的黃金作為發行擔保，而隨著美國黃金的減少，則意味著美國發行貨幣的能力受到製約。
說白了，在金本位的製度下，美國自己的貨幣政策，其實是受到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約束的，這也是其作為世界貨幣必須付出的代價。可這個時候，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停滯，美國需要進一步的貨幣與財政刺激來推動經濟。
所有這些，都在將美國指向一個唯一的出路：廢除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擺脫金本位製對美國貨幣政策的約束。
對於已經將美元與黃金掛鉤了20多年的美國及貨幣與貴金屬掛鉤的美歐曆史傳統來說，美國要將黃金逐出貨幣，需要政治勇氣與魄力。
曆史總是在合適的時刻找到合適的人。那位曾經在“廚房辯論”中輸給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尼克鬆，可以稱得上是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千年老二”的人物，完成了這個曆史性的創舉。早在1952年，他就作為艾森豪威爾的競選夥伴，當選美國副總統。1956年，他再度當選為美國副總統。1968年，尼克鬆終於當選美國總統。
1971年8月，尼克鬆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
美元霸權的第一次危機，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危機正式爆發了。這次危機，既是美元霸權應對西歐貨幣挑戰的保衛戰，同時也是美元霸權的轉型之戰，即從一個有黃金保證的金本位貨幣霸權，轉變為紙幣霸權。
紙幣美元的霸權替代了金本位美元霸權
尼克鬆此舉的時機，對美國是最有利的。因為在當時，還沒有哪個其他國家的貨幣，能夠單獨與美元媲美，因此，美國有足夠的力量，擊垮西歐的挑戰。更何況，當時的西方世界，還麵臨著蘇聯強大的軍事威脅，在安全方麵，對美國有著無法擺脫的單邊依賴。
1972年到1973年之間，西歐各國持續拋售美元，但是，到了1973年10月，局麵突然改變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在這個時候突然爆發了，簡直就像為美國量身定做的一樣。油價一年之內暴漲3倍，讓西歐各國的外彙儲備突然幹涸。這意味著西歐將不得不增加美元儲備，來購買自己必需的原油。
石油漲價，突然創造了巨大的海外美元需求，打垮了西歐各國對美元霸權的挑戰，那些曾經拋售美元的西歐國家，不得不重新依靠出口掙美元，掙比以前多得多的美元，以應對高漲的石油價格。
回顧曆史，石油價格暴漲在美元霸權的轉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其中的關鍵在於，美國與沙特達成的兩個交易，其中一個是石油交易以美元來定價。
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實際上是這次戰爭的幕後推手，美國早就計劃好要用石油來挽救美國霸權的第一次危機。德國學者威廉?恩道爾在他的《石油戰爭》一書中，用了一段據說是有史料根據的陰謀論，來描述美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前後的策劃身影。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劇貶值仍在持續，84位世界頂尖的金融和政界人士悄悄聚集到了瑞典銀行業名門瓦倫堡家族的海島度假勝地索爾茨約巴登。在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組織的這次密會上，美國代表沃爾特?利維生動地描繪了歐佩克(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收益即將出現4倍增長的“願景”——顯然，這群人的會晤不是為了阻止可能產生的能源價格波動，而是為了操縱即將產生的石油美元洪流。
不妨讓我們仔細看看參加這次會議的達官貴人們的名單：裏奇菲爾德石油公司的羅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長格林希爾勳爵，歐洲債券創始人、瓦倫堡集團的埃裏克?洛爾，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喬治?波爾，還有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大衛?洛克菲勒，即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德國人奧托?沃爾夫?阿梅羅根，等等。據說，基辛格本人也是“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常客。
自從1945年以來，由於美國的石油公司主導了能源市場，美元作為石油標價的標準貨幣已成為國際慣例。因此，世界油價的突然上漲，意味著購買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同樣會急劇上升。顯而易見的是，聚集在索爾茨約巴登的巨頭們希望發起一次對世界工業的重擊，使權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金融利益集團一邊。為了這次行動，他們決定使用最具威力的武器——對世界石油流通的控製，希望借助全球性的石油禁運來大幅度拉高能源價格。這是一個以倫敦和紐約為中心的利益集團，有史以來，從沒有哪群人對世界經濟的控製力如此強大……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入侵以色列，點燃了“贖罪日戰爭”的烽火。與一般大眾的印象相反，這場戰爭並非阿拉伯國家一時誤算的結果。相反，圍繞它的開打，華盛頓和倫敦秘密策劃了一係列事件，並動用了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強大秘密外交渠道：通過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基辛格有效地控製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應；同時，他還開辟了與埃及和敘利亞的溝通渠道——做法十分簡單，就是在關鍵問題上向對方誤傳消息，確保戰爭和接下來的石油禁運按計劃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