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年開始，美元開始了強勢上漲的5年周期。美元指數從1980年的82點左右，上升到1985年的160點以上，幾乎翻倍，超越了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時的點位。狂奔的通脹野馬終於被勒住了：美國通脹率在1981年降為6.5%，再過2年又降到4%以下。
意外的金融戰爭，西歐意外地失去了5年
裏根強勢美元政策的國際後果非常嚴重，從其給西歐以及拉美等國家造成的實際災難性後果來看，它不亞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一切都源於強勢美元所引起的世界資本的流動方向的大逆轉。
從裏根上台的1981年開始到1985年，美元資本外流基本停止，西歐等國資本，則湧向美元資產。1981年，在OECD 21個成員國中，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下降到19%，1982年則創了曆史記錄的低點4%。在1982年的曆史低點，美國的對外投資額和意大利差不多，遠遠地落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後麵。
與此同時，外國資本的流入規模則大幅度增加，從1981年到1985年，美國海外資本的流入平均占到OECD國家海外流入資本總量的50%以上，1984年這一比例達到70%以上。
如此大規模的資本流向的逆轉，帶來的是兩個不可避免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是美國人的喜劇：由於大規模的海外資本流入，衝銷了美元高利率的副作用，從1980到1985年，美國的信貸規模不但沒有縮減，反而出現了罕見的上升。從1981到1984年，美國信貸規模迅速擴張，與GDP的比率一度接近30%。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經濟的奇觀出現了：曆史性的高利率，曆史性的強勢美元，卻不礙美國經濟高速發展，到1984年，美國的月度經濟增長率一度達到8%以上。
另外一個後果則是美國之外的世界（蘇聯與東歐以及中國除外）的悲劇。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徹底打破了西歐各國的維持資產價格的政策幻想。在高利率美元的吸引下，西歐資本大規模地流向美元。西歐各國的國有化政策紛紛失敗，左翼力量在各國失勢，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保守主義政黨。
他們上台之後，在美國強勢美元政策的壓力之下，進行了經濟政策的大修正：拋棄凱恩斯主義，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提升利率，實行貨幣緊縮政策。
與美國不同的是，西歐國家沒有世界貨幣這個獨特的條件，因此，當它們在美國的影響下拋棄凱恩斯主義時，可以說它們是真的拋棄了凱恩斯主義，經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去杠杆化”的過程：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私有化浪潮。
私有化浪潮首先在英國展開，這並不奇怪，因為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讓其比其他西歐國家都更容易獲得融資。
而有美國駐軍的西德則是私有化浪潮進行得最徹底的國家，西德采取了“全盤私有化的方案”，國家完全退出工業企業。今天中國人熟悉的大眾汽車公司就是當時完成私有化的。在德國500個銷售額最大的企業中，1982年聯邦政府參股的企業共有45個，到1989年隻剩下9個。
這些國有企業股權基本是以非常低的價格出售的，私有化的收入與聯邦政府的開支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從德國的情況可知，西歐私有化的目的不在於增加財政收入，其主要作用是最大限度地代替私人資本，來承擔國民經濟“去杠杆化”的代價。
唯有法國反對私有化運動，在英國、德國私有化的時候，法國反其道而行之，當時剛當選的總統密特朗一度要對法國的銀行和工業集團實施大規模國有化。法國的不屈服，差點讓法郎在當時就完蛋。
1981年4月，密特朗稱法國不會進行私有化，美國輿論隨即把矛頭對準了密特朗，認為密特朗的經濟綱領，將把共產主義引入西歐。《華爾街日報》這樣寫道：“新總統的經濟綱領未指明今後的道路，而讓人想起過去的老路（指國有化）。”《華盛頓郵報》則更為激進，它批評密特朗的經濟綱領：“激進的改革，國有化，對外國投資包括美國投資的某種敵對情緒，這一切將使對外貨幣的貿易關係解體。”
“5月11日，交易所一片恐慌。因無購單而中斷開價48小時。幾天之中，行情下跌了20%。法郎價位在歐洲貨幣體係中跌至穀底。從5月10日至我就職的5月21日，我們損失了幾十億外彙。幾天後我們又損失了50億美元。”“輿論界一片議論紛紛,有的甚至認為，法國法郎將成為曆史。”
在美國輿論以及美元升值戰略的共同作用下，法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一些法國人則散布恐慌消息，許多有產者準備把自己的資產移到國外，甚至準備舉家移民。最後，密特朗總統不得不妥協，將法郎的基準利率提升到20%，開始了緊縮政策的進程。到1982年，密特朗徹底向私有化投降。
親曆這段金融博弈曆史的美國經濟管理大師德魯克對這段曆史如此寫道：“在180天內，以資本從法國外逃形式出現的現實迫使他改變了航向。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西方世界最讚成資本主義的政府。”
從1980年到1985年的5年，是美國GDP持續增長的5年，美國GDP從1980年的2.7萬億美元左右，增加到1985年的3.9萬億美元左右，增長幅度為44%。
而對西歐來說，這5年是失去的5年，西歐各國經過了長達5年的經濟負增長，法國GDP從1980年的6 900億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5 200億美元；德國GDP從9 190億美元，下降到7 010億美元；英國從5 370億美元下降到4 320億美元。
除了西歐各國，發展中國家也一樣遭殃。1981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總額累計達7 400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元利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償還外債的利息負擔就要增加74億美元。裏根的強勢美元政策，最高利率提升幅度達到7%，即從10%提升到17%。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僅為利息支付這一項，一年要多付出490億美元以上。
1982年8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無力償還其到期的外債本息，要求推遲90天，由此引發了全球性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到1985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總額上升到10 410億美元。
美國對西歐金融戰爭戰略的形成，存在著很多的偶然性。一方麵是紙幣美元霸權，讓美國有著創造貨幣與輸出資本的天然衝動。另外一方麵，美國又必須維持世界貨幣美元的信用。
正是在世界貨幣天然創造衝動，與當時的世界對美元信用要求的相互作用下，美元才有了從1971年到1985年的弱強周期變化。然而，當美國發現，美元強弱周期變化能夠引起如此巨大的財富轉移後果，而美國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後，就大踏步邁開了金融帝國的腳步。
從此之後，美國人的金融戰略，進入了一個新的主動設計的階段！接下來的20多年裏，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導演此類或大或小規模的金融戰。
第二輪金融戰後，曆史逼近第三次重演
輕車熟路的第二輪金融戰布局
1986年之後，今天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幕再一次上演了，那就是一個新的美元資本（這裏不再是美元貨幣，是因為美國金融戰略的內部變化，後麵章節會有敘述）大創造與輸出周期下，各國經濟繁榮與資產價格的瘋狂上漲。
與20世紀70年代的美元貨幣與資本大創造，主要依賴銀行信貸擴張不同，這一次，美國的資本市場扮演了幾乎與銀行並重的角色。而美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大玩家不是銀行，而是投行。由於投行從事的很多業務，其實與銀行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也被稱為影子銀行業務。
1980年以來，美國影子銀行部門為美國資本市場提供的融資額不斷膨脹，1980年規模不足5 000億美元，到1995年，就達到了3萬億美元左右。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對傳統銀行業融資總規模的超越，2007年高峰期，達到了14萬億美元左右。
由於這些融資基本不計入M2，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M2增長從70年代的基礎上極大地回落了，1987年回落到5%左右，最低的年份回落到2%左右。
M2增速的回落，並不意味著美國企業融資環境的收緊，相反，影子銀行的融資功能，對傳統銀行進行了替代，為美國公司提供了更為廉價的資本通道，因為影子銀行的資本金要求更低。
伴隨這一美元資本大創造周期的，則是美元資本新一輪的大輸出。這一點，可以從美國海外資產的快速增長直觀反映出來。
1986年，美國的海外資產大約是1.7萬億美元，到1996年則達到了5.2萬億美元以上，10年翻了3倍，年均增長率在10%以上，是同期美國的GDP增長率4%的2倍以上。那些美元資本大量流入的國家的資產價格出現了暴漲。
首先是日本，日本資產泡沫破滅的故事，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隨後，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大部分國家也步日本後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亞洲“四小龍”與亞洲“四小虎”。“四小龍”是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四小虎”是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四國。在美元大貶值的10年之中，它們一樣累積了很高的資產泡沫。
而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內，則大量借貸外國資本，投入本國經濟建設。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元便宜的基礎之上的。其情形則類似於70年代的拉美國家。
對日本與東南亞的金融收割
從1985年到1995年，長達10年的美元資本大創造與大輸出，導致了美元的大貶值，這讓世界各國再次掀起了一股美元替代論：到1995年，市場一度認為美元會繼續貶值下去，輿論甚至傳言美元對日元會貶值到50日元兌1美元的地步。
這種預測在當時看來是有理由的，除了美元自身的弱勢政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一個人們預想中的與美元能夠勢均力敵的歐洲貨幣即將誕生。
根據歐盟1991年12月通過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規定，最遲在1999年1月1日，經歐洲理事會確認，如達到“趨同標準”的成員國超過7個，即可開始實施單一貨幣。
在美元貶值與歐元準備橫空出世的時候，20世紀70年代末的曆史再一次重演了：各國紛紛拋售美元以及美元資產。日元、德國馬克趁機大肆蝕掠美元的儲備貨幣地盤。到處在談論國際貨幣多元化，美元和美元資產受到市場冷落，日元、德國馬克成為搶手貨。
1985年，美元在各國外彙儲備中的比例為65%，到1995年，則下降到54%。美國眼見要失去金融霸主地位。但是這隻是一種假象，美元的大逆轉正在悄悄逼近。其實，從當時美國銀行機構收縮海外業務上，已經可見一斑。當時的美國銀行大幅度收縮海外業務，儲備現金，但是，人們隻是認為這是美國金融勢力衰弱的一個表現。
現在看來，美國銀行機構在美元強勢周期之前的收縮，並非是實力不濟，而是高位兌現，是戰略性的撤退。1995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隻有3%左右，因此，不存在需要克服通貨膨脹而提升利率的情形。強勢美元政策隻有一個戰略目的，那就是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同時完成新一輪的對他國財富的收割。
當時有兩個條件，對克林頓政府的強勢美元政策至關重要：第一是冷戰結束的紅利，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的軍費大幅度削減，克林頓成功實現美國財政盈餘；第二，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是，裏根時期的“星球大戰計劃”終於開花結果，其中信息產業技術成功地產業化，帶來了美國互聯網技術革命。
於是，10年前，裏根強勢美元政策所引導的全球資本逆向大流轉，再次出現了。全球資本流向美元，追逐美元資產。到2001年，美元在各國外彙儲備資產中的份額上升到70%以上，接近於1978年的水平，超過1985年裏根時期65%左右的水平。
後麵的故事，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金融危機在美國之外的國家與地區相繼上演。各國重演了1980年到1985年，西歐各國經濟的“去杠杆化”過程那一幕。不過，其嚴重程度要遠超西歐當時的情形，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在以IMF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中，沒有說話的份，隻有聽話的份。
1995年，日本GDP正式進入了負增長，直到2011年，日本的GDP才恢複到1996年的高點。所以，日本不是失去了10年，而是失去了15年。
墨西哥經曆了失去的4年，其GDP到1999年，恢複到1995年的水平；
泰國經曆了失去的9年，2006年其GDP才恢複到1997年的水平；
印度尼西亞經曆了失去的8年，其GDP到2005年才恢複到1997年的水平；
馬來西亞經曆了失去的6年，其GDP規模到2003年才恢複到1997年的水平；
韓國經曆了失去的6年，其GDP到2003年才恢複到1997年的水平；
俄羅斯經曆了失去的6年，其GDP到2004年才恢複到1998年的水平；
阿根廷經曆了失去的7年，直到2008年GDP才恢複到2001年的水平。
唯有台灣與香港地區，因為中國內地這個市場的保證，才得以免受經濟大規模的“去杠杆化”所必然帶來的經濟收縮的痛苦。
在強勢美元政策的影響下，西歐國家也一樣麵臨著資本流出，它們也經曆了一段時間的經濟低速增長期。從1994年到2001年，表現最好的德國，其GDP年均增長率隻有1%左右，英國大概0.9%左右，法國隻有0.8%左右，而從1994年到2001年，美國則出現了平均4%以上的GDP年增長。其GDP從1994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9.7萬億美元，增長40%。這是一個驚人的對比。
與美國第一個金融戰略大周期相比，1985到2001年的金融戰線條就更加簡明並從容很多，其戰略設計的色彩也更加濃厚。
美國人終於找到了一條非大國戰爭方式克服經濟危機的藥方，羅斯福沒有完成的事業，終於通過尼克鬆、福特、卡特與裏根四任美國總統的探索，找到了一個答案，而其一旦清晰成型並用於世界，便是美國雷霆萬鈞般的出擊，萬億財富已經因此而完成了在不同國家之間的乾坤大挪移。
曆史逼近第三次重演
從2002年開始，美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美元資本大創造與大輸出周期。這一次，美元找到了一個新的收割對象，那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
美國海外資產新一輪暴漲，反映了美國資本大輸出的現實。經過1998年到2001年盤整的平台期後，美國海外資產開始了新一輪的躍升，其年增長率比20世紀90年代更高。
這種違反“基數越大，增長難度越大”常識的現象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美國金融衍生品的革命，導致了美國資本創造的大爆炸。
伴隨美元資本新一輪全球大擴張的，則是美元的不斷貶值。
而此時的世界其他地區，又是什麼情況呢？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納了IMF開出的藥方，進入了經濟“去杠杆化”的過程，資產價格變得很便宜，也由此進入資本最稀缺的時候。對美國的資本來說，這是撿黃金的好時機。
也就是在美元開始新一輪貶值的2002年底，人民幣彙率問題被政治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浪高過一浪。從藍領到白領，從企業家到政治家，從紐約到華盛頓，從國會到白宮，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目的加入到這一陣營中來。其實，不僅僅是人民幣，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都出現了大幅度的升值。
從2006年開始，新興經濟體的資產價格，隨著這些地區貨幣的升值，開始了一輪史無前例的牛市。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都在短時期內出現了暴漲。印度、巴西、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股票指數走勢如出一轍。
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資產價格的暴漲，為先期進入這些國家的美元資本賺到了資產與彙率的雙重暴利。這個故事與日本、東南亞國家的資產泡沫高漲的曆史，非常相似。
所有的劇本早已經寫好，所有的結局早已經啟程。
按照曆史的經驗，從2002年開始的美元資本大創造周期，應該會延續10年左右的時間。10年之後，也就是在2011年與2012年之間，美元資本的輸出程度，會超過其他國家的財富對美元的吸納能力，從而會導致美國本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或者資產價格泡沫，然後，美國將開始新一輪的強勢美元政策，引導世界資本再次大規模地逆流而動。
然而，世事總有難料的時候，突然出現的次貸危機，打斷了美國第三次大周期金融戰略。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美國的金融戰略，突然發生了斷裂？要揭開其中的秘密，需要從美國金融戰爭的原理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