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國的最大挑戰，來自中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它讓中國以物質生產為紐帶，在自身周圍形成了一個獨立完成的世界經濟循環體係，而中國則是這個體係的中心，這有可能讓人民幣成為獨立於美元的資本創造基地。在歐元已經成為獨立資本創造基地之後，如果人民幣也獨立成為另一個區域性的資本創造基地的話，美元霸權將可能不戰而潰，美國的世界霸權也將可能如蘇聯的霸權一樣，在短時間內崩潰。
打造一個排斥中國的新圈子
誰在威脅老大的位置
2021年2月，華盛頓寒氣逼人，新入職的美國共和黨總統正在前往IMF中國籍總裁辦公室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簽署一份協議，由IMF向美國提供3萬億美元的緊急融資。此時IMF的份額頭把交椅已落入中國手中。
為了得到IMF貸款，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提出的條件：從西太平洋撤除海軍基地，國家開始征收增值稅，調高個人所得稅率，大幅減少軍費開支。
這是最新一本預測中國將超越美國當世界老大的著作《大預測》中所描述的一幕。做出該預測的人名叫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此人來頭不小。他做過IMF研究部副主任，現任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而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是當今能夠影響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智囊團之一。該智囊團有關人民幣應該升值40%以上的研究報告，成為美國長時間以來，對中國彙率政策的目標。據傳，當年為中國提供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方案的也是這個機構。
薩博拉曼尼亞不是第一個提出中國要超越美國的人，但卻是第一個用量化分析得出這一結論的人。
他建立了一個衡量經濟實力的預測模型，包括經濟規模、貿易額以及國家經常賬戶是赤字還是盈餘。根據該模型的推理結論：按購買力平價衡量，當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亞於美國；貿易額也不相上下；中國還是一個債權國。到2030年，中國應該就像20世紀中葉的美國一樣，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將在本世紀20年代初達到與美元分庭抗禮的地步，甚至會取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這個時間表遠快於目前大多數人的預測。
毫無疑問，在大部分美國人看來，中國就是那個威脅美國老大地位的國家。美國智囊們的這種觀點，其實早已經是美國政府的觀點了。
從第一條鐵路到州際高速公路係統，我們國家早就開始打造競爭力。我們沒有理由讓歐洲或中國擁有最快的列車或生產清潔能源產品的新工廠。
華盛頓要我們等，一等就是幾十年，而問題日益嚴重。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改革沒有等，德國沒有等，印度沒有等。這些國家都沒閑著。它們隻爭第一不做第二，它們重視數理和科學，它們重建基礎設施，它們致力於清潔能源投資，因為它們想要那些就業。沒錯，我也不接受美國退居第二。
2010年1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上任以來首個國情谘文，這篇短短的演說4次提到了中國，這種待遇，到目前為止，恐怕還沒有哪個國家享受過。
對中國的防備與戒心，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而與日俱增。而2013年1月的一組數據對比，足以讓美國有見識的政治家感到脊背發涼。這就是本書開頭所提到的新聞：
按進出口總額計算，中國2012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據兩國商務部及海關等部門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12年的進出口總額為3.82萬億美元，中國2012年貿易總額達3.87萬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年度貿易順差為2 311億美元，而美國的貿易逆差為7 279億美元。
中國進出口總額超過美國，這是自從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大英帝國近百年之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有媒體對此評論說，這是中國挑戰美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取得全球商業霸主地位的一個裏程碑。
在美國大部分政治家眼裏，隻要超過美國，就是真實的威脅，雖然在質量上還有很大的差距。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它將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與經濟結果？
天命所歸是中國
1972年，毛澤東在世界驚訝的目光中，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舉行了曆史性的會晤，決定性地扭轉了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裏，此舉標誌著中國從蘇聯的盟友，變成了一個獨立於蘇聯體係的大國。隨後的1978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乃至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都已經是曆史的必然腳步。
從地緣政治因素上來說，當1980年美國準備以美式“新自由主義”來與蘇聯競爭的時候，其資本對外流動所帶來的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已經天命所歸般地落到了中國身上。
當時的蘇聯正處於巔峰時代，在1979年出兵占領阿富汗之後的幾年裏，西方還看不到蘇聯後來突然崩潰的可能。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1988年他75歲的時候，還寫了一本名為《1999，不戰而勝》的書。在書中，尼克鬆認為蘇聯在今後依舊會采取進攻主義政策，美國要爭取占上風，除了要改進與蘇聯的談判方式，保持與蘇聯的競爭優勢之外，還在於將其美式“新自由主義”精神傳播到世界，尤其是中國。
由此可見，即使在蘇聯解體、東歐事變前夜的1988年，美國還沒有預料到蘇聯會在2年後突然分崩離析。因此當時的蘇聯，以及蘇聯控製下的中歐與東歐地區，是不可能成為承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業轉移的目的地的。當然，這也有美國出於對中東歐地區的控製權到底屬誰的擔憂，畢竟這個地區，離蘇聯和西歐是最近的，而離美國是最遠的。
而此時的另外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則處於與蘇聯的半結盟狀態，並在地緣政治上形成與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對立。對西方來說，印度就是蘇聯的一個沒有條約的盟友。
而且當時印度的教育普及水平，也比不上中國。因此，作為唯一一個可能與中國形成競爭的人口大國，在20世紀80年代，首先已經從地緣政治上失去了承接西方產業轉移的資格。
中國東海岸麵臨的則是廣袤的西太平洋，正是美國海上霸權可以暢通無阻的地區，蘇聯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完全無法與美國相比，蘇聯在太平洋地區唯一可以停靠航母的海參崴是個半凍港，冬季會結冰。
而其他地區如拉美或者非洲地區，很多國家仍然處於蘇聯與美國爭奪的前沿陣地，其政權大都不穩定，而非洲地區的教育普及程度則更低。因此，從保障資本安全方麵來說，這些國家都不是合適的地方。
這樣的天時、地利與人和，早10年不會存在，晚10年則可能會發展到中國很難把握。
慶幸的是，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抓住了外部那一瞬的機遇。印度在1991年才開始施行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此後30年，在美國與中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下，中國成功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工業化，而美國也在這個過程中，讓美元的霸權達到了其巔峰時代。
美國沒想到，中國也沒想到
美國將其物質財富生產能力向世界，其中重點是向東亞轉移的整個過程中，並沒預見到後來物質財富生產能力的失控問題，也就是中國自身生產能力的崛起，會對美國龐大金融帝國的利潤來源形成威脅。
而中國在吸引投資進行加工貿易之初，也沒有預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竟成為世界物質財富製造最重要的整合地。
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自己完備的工業化體係，除了本國的工業基礎外，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同時勞動力素質比較高，這就決定了中國能夠承接範圍非常廣泛的產業體係。
中國容納了來自美國、歐洲、日本等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這種廣泛的容納性，抵消了各國的產業控製政策的效果。
比如，美國的蘋果公司，為了防止對其產品的模仿，把芯片供應商選擇在韓國，而把觸摸屏供應商限製在中國台灣，把設計公司定在美國，把產品最終的安裝整合放在中國內地。這樣一來，任何一個公司若要模仿蘋果的產品，就必須同時能夠接觸到韓國、美國和中國內地與台灣地區的相關產業，才能做出與蘋果一樣的產品來。
其實，蘋果的戰略，幾乎是所有美國跨國公司的投資戰略，那就是將某一部分產業移至中國，以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部分產業隻是整個產業鏈的一部分，即使掌握了這個部分，也無法形成對本公司有威脅的同類產品製造能力。
對美國來說，這樣確實限製了中國自身獨立製造能力的擴張。但是，隨著各國產業在中國的投資，美國並沒有辦法對其他國家的產業投資政策，形成完全一致的限製。
西方各國雖然有一定的默契，但是依然存在著很大的漏洞。比如諾基亞公司，就有可能把手機屏幕訂單，交給中國內地的公司，而把其他產業鏈放在東南亞。而韓國的三星公司有可能把手機產業鏈的其他部分放在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土的製造商慢慢形成了一個產業鏈完備的工業體係。在這個體係中，中國本土一些聰明的公司發現，它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將中國內地的不同產業鏈整合起來，生產出完全可以與西方競爭的產品。
這就是中國本土工業製造品牌的產生過程。與此同時，中國還有很強大的獨立科研能力，因此，本土的技術可以通過嫁接，來改造西方的技術。
中國體係的產生，實際是在滿足美國體係利益的過程中，最後尾大不掉的。這個滿足美國利益的體係，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國體係的發展，將美元資本的全球大擴張拓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中國在發展同第三世界貿易與投資的過程中，也把美元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滲透，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
這樣的中國，毫無疑問是美元世界外部霸權的最重要支柱。
但是這個支柱尾大不掉後，就給美國的大周期金融戰略，帶來了新的挑戰。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與投資仍然是以美元來進行的，因此對美元全球循環路徑的挑戰，還是將來時。最現實的挑戰則是，中國讓美國的金融戰“三角進程”出現了斷裂。
三角進程的失效
2010年12月的一個星期日，一位巴西基金經理百無聊賴，他告訴記者，他已經厭煩了巴西國內那種揚揚自得的態度，而最讓他厭煩的，是巴西新財富所催生出的消費主義炫富潮流。最近在聖保羅郊外參加一次婚禮時，他是極少數開車出席的賓客之一，其他人都是坐著直升機來的。 “但這都隻是因為大宗商品而已，”他說道，“要不是因為中國，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這位基金經理的話隻是略有誇張。過去十年裏，南美洲的繁榮，連同隨之而來的“功成名就感”，包括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卓著貢獻，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因素所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在非洲、拉美、東南亞、中亞等國家與地區，每天都有這樣的新貴故事上演。巧合的是，這個時間點正是美國次貸危機與歐元區債務危機齊頭並進，一起爆發的時候。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經濟打噴嚏，發展中國家就會重感冒；美國經濟一感冒，發展中國家就會陷入一片蕭條。
這是由兩個方麵的原因所決定的。第一個原因，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幾乎是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一旦美國需求萎縮，其他國家將不得不麵臨外部市場的巨大收縮，從而帶來經濟的蕭條。
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蕭條，則反過來又會惡化西歐以及日本的產品出口市場，於是日本與西歐不得不更加依賴美國市場，從而不得不接受美國隨後的貨幣政策強加的苦果，比如借更多的錢給美國，分擔美元貶值的代價。
這個進程就像一個三角形。美國，發展中國家，西歐與日本，構成了三角形的三個點。這三個點，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周期性的互動。
美國則在這三個點的互動過程中，不斷地實現自己的經濟與金融戰略目的。這就是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赫德森所謂的美國金融戰略“三角進程”。
但是，現在，中國的發展讓這種“三角進程”出現了無效的情況。
對今天的許多拉美、東南亞以及非洲國家來說，它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已經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因此，當2008年美國遭遇次貸危機時，雷曼的倒閉、AIG的倒閉，以及更多的金融大事件，不僅沒有像過去那樣引起拉美金融市場的恐慌，相反，在美國進口最蕭條的2008年，拉美反而實現了5%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非洲許多國家如尼日利亞、南非等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經濟增長。
在過去，這是不可能的。
中國市場的替代，讓美國向發展中國家傳導危機的能力已經下降很多。這會極大地約束美國的金融戰略的有效性。
美國在未來的強勢美元政策實施時，必須考慮一個新的問題：強勢美元會不會導致中國經濟的萎縮？如果中國能夠依靠自己強大的財政能力以及資本儲備，在強勢美元政策期間，仍然可以保持6%以上的經濟增長的話——這個增長率，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就相當於2013年的美國獲得3%以上的經濟增長，有這樣的經濟增長率，就是經濟繁榮——那麼，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將可能成為一場自彈自唱的獨角戲；強勢美元政策將成為美國自身的陷阱。
一個排斥中國的新圈子
2011年11月8日，在美國夏威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高調力推目前已有9個成員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強調將建成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區（FTA），十年內實現區內包括農業、製造業、服務業在內的所有商品的零關稅，並涉及市場透明、金融監管等領域。同時，美國力邀日本加盟，但是作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卻沒有收到邀請函。
敏感的新聞媒體，立即對美國代表團發出提問，為什麼不邀請中國參加TPP的談判？對此，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能源與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霍邁茨強調，TPP的目的不是針對中國，而是將已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整合在一起，化零為整。盡管中國近期加入的可能性很小，但TPP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如果中國想參與，美國歡迎。
這些國家今後及未來都將與中國保持密切的貿易往來，這一點我們很清楚，因此以“TPP孤立中國、包圍中國”的說法很荒謬。
霍邁茨所說的TPP不是針對中國的話，其實是此地無銀三百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