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其他地區，就是中國周邊的亞太地區。實際上，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戰略東移動作就沒有停止過。
這些部署包括：
強化對日本的控製，同時利用日本對中國的瑜亮情結，鼓動日本與中國的摩擦；
在朝鮮半島，執行實際的惡化南北關係的政策，將韓國拉入美國的金融戰車，給東北亞區域合作設置障礙，甚至明著反對，暗中將朝鮮推向核試驗；
在東南邊，美國高調推出“重返東南亞戰略”，挑動南海問題，鼓動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與中國的對立，實際是阻擋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推進步伐；
在中國的印度洋通道附近，誘惑印度向東看，試圖激發中印邊界衝突；
對中國的全天候的朋友巴基斯坦，則以反恐戰爭為名，實則搞亂之，真正目的是阻擋中國向巴基斯坦這個南下印度洋最近的戰略通道推進。
而從美國具體的政策措施來看，美國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計算的，招招都衝著兩個要害，一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二是中國與周邊區域的經濟融合。它們所指向的一個最終目標，就是最大限度地讓中國無法脫離美元資本的循環鏈條。
重返東南亞，打掉人民幣後院
美國向中國周邊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地區，就是被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稱作是“人民幣後院”的東南亞地區。這絕非巧合。
有兩大因素，使得東南亞成了美元亞洲循環鏈條最薄弱的環節，也成了人民幣擠壓美元地盤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
首先是經濟現實。東南亞國家不僅經濟規模要遠遠小於中國，而且還處於中國產業鏈條的下遊，因此更容易受到中國的影響。也是因此，從理論上而言，東南亞國家也是中國經濟力量最容易到達的地方，也是人民幣國際化阻力最小的地方。
反觀日本與韓國，雖然經濟規模比中國小，但從產業鏈條上來說，日本與韓國都處於中國產業鏈條的上遊，這意味著中日、中韓經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較為平衡的關係。
第二是曆史。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讓東南亞各國對美元資本的掠奪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乃至菲律賓，都在那次金融危機中，吃了美國的大虧。而日本當時的作為，也使得日元的信譽盡失。東南亞曾是日元國際化的最重要基地，但是，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後，日本銀行大幅從東南亞撤資。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米歇爾?金的研究，1997年年中到1998年年中，這一時期東亞的資本外逃中，大約有1/3是日本資本外逃，其規模大約為230億美元。日本的商業銀行從泰國撤出了120億美元的貸款，從韓國撤出了80億美元的貸款，從印度尼西亞撤出了40億美元的貸款。
日本這麼做，相當於對東南亞國家落井下石，加大了東南亞的損失。而人民幣當時，則頂住了貨幣貶值的壓力，成為後來穩定東南亞經濟的外部力量，到2012年，中國已經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因此，東南亞國家對人民幣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也許是這個原因，各國討論人民幣國際化的話題時，首先想到的都是東南亞地區。
美元國際化了，美國隻要開機器印票子，跑到中國隨便拿工業製品；跑到中東隨便拿石油、天然氣。哪天人民幣國際化了，中國也是機器一開票子印出來，跑到東南亞，大米隨便拿。
2011年7月，高盛(中國)投資銀行部總經理哈繼銘談到他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通俗理解時，想到的就是印人民幣去買東南亞的大米。實際上，今天在某些東南亞國家的部分地區，人民幣確實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也是因此，重返東南亞政策在2009年7月被美國正式提了出來。在當時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簽署了美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文件，並宣布正式“重返東南亞”。
在美國宣布重返東南亞之後，原先局限於中國與當事國之間的南海問題爭執，就突然升溫。菲律賓、越南等國，鬧著要將南海問題國際化。
美國則時不時在後麵煽風點火，聲稱“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可中國從來也沒說南海不能自由航行啊。美國還支持菲律賓等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南海問題成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工具，也成為美國分裂東盟的工具，嚴重影響了中國與東盟的經濟與金融合作。
2012年11月，奧巴馬再次當選之後，就將首訪目標確定為東南亞三國，並首次訪問中國的鄰國緬甸。德國《法蘭克福彙報》發表評論稱，奧巴馬亮出了新任期的“外交羅盤”，因為亞洲將決定美國的未來；日本共同社稱，奧巴馬以此在展示自己推進“重返亞太”的意誌和決心。美國《華爾街日報》稱奧巴馬此行，處於美中關係的重塑期，全球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新領導層的關係將決定今後10年國際政治的走向。
美國之所以突然如此重視東南亞，甚至連“價值觀”完全背離的緬甸，也成為其外交獻媚的對象，其目的就是衝著打斷人民幣國際化這個戰略目的而來。
在美國看來，作為第一個可能大規模地接受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的地區，東南亞一旦真的開了頭，將起到一個非常“壞”的示範作用。
釣魚島問題，美日金融戰爭布局的雙簧
2012年10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聯會，在日本東京舉行。
不過，這次會議最大的新聞，就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謝旭人，以及國有四大銀行的一把手，統統缺席的事情。
從英國倫敦到美國華盛頓，從法國巴黎到日本的東京，當地媒體10日前後有關該年會的新聞，基本都被這一事件所占據。而關於年會的內容，竟然成了配角。
這是日本政府2012年9月，將中國的釣魚島進行所謂的“國有化”之後，中國方麵對日本的反製動作之一。從那之後，中日之間的所有金融合作，都暫時停了下來，包括中日貨幣互換、中日之間的國債互購等。
當然，以上這些金融方麵合作的停滯，並非是中日釣魚島爭端當中最激烈的對抗。在隨後的日子裏，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爭執，發展到了準軍事對抗的邊緣。
而在中日爭端殃及雙方金融合作的背後，美國則是最大的贏家。
實際上，美國一直在不失時機地鼓勵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針鋒相對。不妨來看美國的一些小動作：
2012年12月2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通過了201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批準給國防部總計約6 330億美元的預算經費。法案明確提到，釣魚島為《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對象。由於國會眾議院一天前已通過這一法案，因此隻需總統奧巴馬簽字，這一授權法案即可生效。
2013年1月，美國空軍第一次投入一架預警機參與釣魚島附近空域的警戒飛行，以掌握中國飛機在東海的飛行動向。美軍在東海空域投入空中警戒管製機進行常規性巡邏，這還是第一次。此次美軍投入空中警戒管製機，旨在促進日美兩國軍方的情報共有，強化日美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共同防衛”。
2013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華盛頓與到訪的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舉行閉門會談。希拉裏雖然重申美國對釣魚島主權最終歸屬問題不持立場，但她同時又宣稱，美方承認該島嶼處於日本行政管轄之下，反對任何尋求破壞日本管轄權的“單方麵行動”。
當然，釣魚島問題是日本主動挑釁而起，但美國卻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不失時機地給日本打氣，其針對中國的用意十分明顯。
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不斷幹預彙率的行為視而不見，任憑日元兌美元從75∶1左右，下跌到95∶1左右。而德國與英國媒體都批評日本這是在操縱彙率。
作為美國的第一大債主與第二大債主，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因為釣魚島問題而惡化，確實讓美國獲利匪淺，它不僅阻止了東北亞經濟圈的發展，延遲了中日韓自由貿易的談判，同時也成功地阻止了中日金融合作，從而使得美元資本在東亞地區的循環鏈條，顯得更為牢固了。
由於日本本身也存在著與中國爭雄亞洲的心態，而且日美金融共同利益，要遠比日中金融共同利益大。這體現在幾個方麵。
長期以來，日本與美元利益形成了長期捆綁關係，今天日本的股票市場，一半左右的交易為外國資本所有，其中60%以上是美國資本 。日美金融關係與英美金融關係非常相似，從金融危機以來的貨幣政策來看，也不難發現這一點，日本的貨幣政策是與美國亦步亦趨的，美國搞貨幣寬鬆，日本就絕不會緊縮。
中日金融合作的潛台詞，是日本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心態是非常消極的。即使沒有釣魚島問題，日本也不會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因此，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日本有可能主動充當美國對中國發動金融戰爭的棋子。釣魚島問題很有可能就是日本右翼勢力為配合美國的對華金融戰爭布局，送上的一個“投名狀”。
而日元在2013年初的大貶值，已經體現出了這個“投名狀”的部分價值：至少值400億美元。也就是日元貶值可能給中國外彙儲備帶來的損失。
2013年2月，日元對美元彙率為94∶1左右，相比2個月前的78∶1，短短兩個月，貶值16%。這種短時間的狂貶幅度，隻在以往的金融危機爆發時才能看到，尤其是對於日元這樣一個避險貨幣而言，更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那麼，誰是日元貶值的最大受害者？從貿易方麵來說，西歐與美國可能都是貨幣貶值的受害者，美國與西歐的出口，將受到日本貨幣貶值的負麵影響。但是，這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
日元貶值的最大影響，在於資本市場方麵。而這也許正是此次日元蹊蹺貶值的真正用意之一，那就是套住中國寶貴的外彙儲備在日本的投資。
據日本財務省和日本央行2012年6月公布的數據，截至2011年底，中國持有的日本國債約18萬億日元(合人民幣14 590億元)，相當於2 300億美元，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外國人國債持有者。
中日雙方的投資基本是用美元結算的。如果中國在2013年2月之前，沒有完全賣出這些日本國債並拿回資金的話，那麼，這2 300億美元日本國債將浮虧20%左右，也就是400億美元。中國要麼割肉出局，要麼被日元貶值套牢。
這也許是美國對日元貶值持曖昧態度的真正原因所在。日本已經以實際的政治經濟與貨幣政策行動，一步一步地配合著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戰略布局。
伊朗戰爭，一隻不確定的“黑天鵝”
在亞洲地區，另外一個對中國地緣政治布局的關鍵區域，就是中東地區的伊朗。中國在伊朗不僅有龐大的石油投資，更關鍵的是，伊朗問題還關係到世界原油的價格。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對能源價格是十分敏感的，原油價格可以說是中國輸入性通貨膨脹的最大源頭。
從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有關以色列將襲擊伊朗的各種報道與猜測，從來就沒有斷過。美國軍方、白宮，以及美國一些智庫，都在發表各種各樣的看法。
一些華爾街資本，也在押注伊朗戰爭的爆發。2012年1月，著名商品投資研究網站HardAssets Investor的專欄作家阿明?布申圖夫撰文稱，美伊關係的惡化列為2012年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之一，並預測全球原油價格將會因此攀升至每桶200美元以上的水平。布申圖夫在文中表示，某些特定的“黑天鵝事件”可能會使油價“一飛衝天”，其中美國與伊朗發生某種形式的武裝衝突就有可能成為關鍵因素。
其實，美國所期待的伊朗戰爭，並不是美國人親自出手襲擊伊朗，而是要讓以色列這個中東鋼釘，來替自己打這一仗，理由就是伊朗發展核武器，威脅到了以色列的安全。
如果說，美國未來的金融戰爭布局當中，有哪一項布局是最高效的話，那麼以色列襲擊伊朗的“黑天鵝事件”絕對名列前茅。
這是因為伊朗戰爭可以推動油價的極大上漲，從而對中國與歐元區同時發生作用。伊朗不僅是世界最大的產油國之一，而且地處中東原油的輸出通道的關鍵地段，因此，伊朗戰爭必然會導致油價再次躥升。高盛曾經預測，伊朗戰爭如果發生，油價將可能漲到200美元一桶。也就是在目前的價位上翻一番。
目前中國一年進口原油大概1200億美元，如果油價翻一倍的話，中國就要付出2400億美元。這將極大地推升中國與歐元區的經濟運行成本。
而美國則幾乎對此免疫，首先，美國的海外原油貿易大部分采用的是“分成油”的方式，即以合資合作的方式在原油產地直接開采，它不受原油價格的影響。此外，美國不僅本土原油資源豐富，而且頁岩氣與油頁岩的開發，也使美國對外部原油的依賴程度，極大地降低了。更關鍵的是，美國經濟目前處於通貨緊縮的過程當中，油價上漲對其經濟的衝擊，遠遠沒有對中國與歐元區大。
這也是為什麼伊朗戰爭隻能是以色列替美國動手的奧妙所在了。
因為如果美國親自動手的話，就必須在穩定油價這個問題上，向全世界尤其是歐盟國家有所交代，不然的話，恐怕將會眾叛親離，而要穩定油價的話，那美國打伊朗又所為何來？還不如不打！
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本書第二章中所提到的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戰爭，所導致的石油價格上漲3倍，對西歐與日本經濟的巨大衝擊那一幕。以色列襲擊伊朗的“黑天鵝事件”一旦發生，其對西歐與日本的影響，將在中國和歐元區身上重演。
當然，伊朗戰爭能否爆發的關鍵，則在於伊朗是否會跨過核武器的門檻。到目前為止，伊朗的行動都沒有超越這個紅線，其標誌就是伊朗目前提煉濃縮鈾的設備，其濃縮鈾加工能力，都隻停留在民用級上。
這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經過實地調查後，得出的結論。
因此，以色列襲擊伊朗的借口，目前還不具備。但是，伊朗能否真的就此在核門檻之前止步，也沒有人敢確定，因此，不排除中東“黑天鵝事件”在某個時刻會出人意料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