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問題再複雜一些，現在房間裏有三個人，他們購買的目標是一部3000元的電視。顯然，三個人平均分擔成本3000，每人必須支付1000，不過，如果這時A、B兩個人僅願意支付500元，而C願意支付2500元，那麼顯然說明，A、B會反對購買電視的建議，因為他們的支出超過了他們的效用，但總的決定是購買電視，因為C的效用更大。
克拉克機製巧妙之處就在於，它能避免人們說假話。
克拉克機製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一主體所報告的偏好改變了全體的最終選擇，則它必須繳納一筆金錢，其數額相當於它給其他主體帶來的損失。在這樣的機製下，你可以說謊，不過那對你沒好處，還不如說真話對自己更有利。
具體購買電視的過程很簡單，首先讓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機製的過程，讓兩個人先報告自己的效用，然後讓第三個人報告，三個人報告的各自的效用減去每人必須負擔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淨效用，即每人從購買電視得到的淨收益，然後把三個淨收益加起來，如果是正值，表明從整體來看是有收益的，那麼就購買；如果是負數，即說明總成本還抵不上淨收益，就決定不購買。
當然，如果有人說了假話，那麼必然對他不利。
Ａ和B都屬於不太願意看電視的，我們以A為例，在B、C都說實話的情況下，如果他真實報告了自己的效用500，減去成本後A的淨效用為500－1000=－500，此時，假定B、C都說真話，從而淨效用之和為－500＋1500=1000，顯然Ａ的加入不改變最終的結果，仍然購買電視機。但是，假如A為了表達不購買電視機的意願而有意說謊，比如說謊報其效用為－1000，這樣則其淨效用為－2000，此時總效應為－2000+1000=－1000，從而結果變成不購買電視，對Ａ有利。Ａ此時顯然損害了Ｂ與Ｃ，因為他改變了B、C兩人的決定，因此要對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稅，此時他說真話時隻損失－500，而說假話則要支付克拉克稅，損失為－1000。
對於C，如果A、B都說了真話，此時總效應為－1000，說明兩人是不願意買的，而C的效應為2500，總的效應改變了原有的結果，因此C將支付A、B1000元克拉克稅，假定C為了穩妥起見，稱其效用為3000，那麼他仍然要支付A、B兩人的克拉克稅1000元，從而最終需要支付2000元，而所得仍為真實效用2500-2000=500元，並沒有增加，因此C也沒有說謊的意義。
克拉克機製的思想是緣於人們一種古老的想法，當一個人的行為對別人造成損害時，就應該給被傷害的人一定的補償，然而這種想法是不是最好呢？別急，精彩的內容還在後麵。
悲情的經濟學
如果一種資源沒有排他性的所有權，就會導致對這種資源的過度使用，人們通常所說的“公有地的悲劇”是指沒有人對公共資源負責而導致無效率。本質上說，“公有地的悲劇”也是一種囚徒困境，因為對於每個人而言，努力的捕撈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但對於全體漁民而言，隻有當大家都遵守規則時，集體才能獲益。
產權經濟學的確立讓人們認識到共有地悲劇的原因，經濟學家從科斯的論文中找到了避免共有地悲劇的辦法：如果產權被明晰的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為零，那麼資源的利用效率與誰擁有產權無關。盡管津巴布韋保護大象的方法有些殘忍，但那裏的大象的確增多了，而且更多的人從灌溉權的拍賣中獲得了利益，產權製度的改變的確幫助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
今天的人們越來越關注資源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逐步認識到自然資源產權的重要性。自然資源產權的界定，保障了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使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建立起了良性互動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