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提出，對那些影響公共環境的汙染活動要進行適當的“處罰”，比如向這些企業征收一定的“稅”，以此對社會進行補償，人們把這種稅稱為“庇古稅”。
人們總是對那些能夠看得見的事情做出明確的結論，比如，遊樂場的大嗓門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因此居民們提出了賠償的請求，可公路旁的居民們大多選擇自己安裝隔音玻璃，卻很少對“公路”提出索賠，再深一步，每輛行駛在公路上的汽車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麼他們是不是該補償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為什麼不收“景觀稅”？
一位房產經紀人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最初這裏有兩棟樓，其他條件完全一樣，房價因此也完全一樣，都是5000元/平方米，彼得擁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緊接著，一棟樓的旁邊新修了一條公路，顯然，嘈雜的車流影響了居民們的生活，彼得決定賣掉房子。由於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價賣出，湯姆最終隻以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下了房子。不久以後，隨著新的規劃方案出台，原來的公路被重新規劃成了公園，房價迅速上漲，彼得又準備重新搬回來，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方米的價格從湯姆手中買回房子。房子還是同樣的房子，僅僅是周圍環境的改變，彼得損失了20萬，而湯姆卻能淨賺20萬。
人們總是對那些壞的外部性進行收稅，但是如果政府決定在小區樓下建一座公園，那麼也應該對能看到公園的居民收取“觀賞稅”，因為公園的修建增加了他們的景觀，甚至提高了他們的資產價值，但是，彼得的損失又由誰來補償呢？
為什麼公路、機場帶來的損失很少有人計較，而政府也不會對花園邊的房子收“景觀稅”呢？
像機場、公路這樣涉及公共利益的企業，通常其權利都是由政府頒發的，機場的建造是法律準許的。飛機起降發出的噪聲、汽車的隆隆聲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動、煙霧、灰燼、煙塵等等給附近的居住者帶來的傷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結果。
似乎我們都以為這樣的情形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在美國的亞特蘭大市，卻有人向機場提出了起訴，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記錄了這樣一個例子：克西先生在亞特蘭大市買了地並蓋了一幢房子，幾年以後，該市在靠近克西的地產處建造了機場，克西抱怨說，“在機場建造前，他的房地產是寧靜之地，適合住家，但建機場後，灰塵、噪聲、飛機的低空飛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則認為亞特蘭大市已明確得到建造機場的授權，航運被認為是一種合法的行業，並且是影響公共利益的企業，因此使用機場的人都享有市政當局授權的保護和豁免。因為法官參考了過去的案例，在“喬治亞鐵路和銀行公司訴馬德克斯”案中曾經的一段話讓我們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鐵路終點站的調車場是經法定機構授權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當，就不能判定它構成妨害。因此，從火車頭發出的噪聲、汽車的隆隆聲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動、煙霧、灰燼、煙塵等等給調車場附近的居住者帶來的傷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適當的使用和經營該車場也不是妨害，隻不過是所授特許權的必然伴隨物。”
我親愛的朋友，現在明白了吧，當時的法律認為，為了公眾的便利，鄰近的財產所有者必須忍受機場所產生的噪聲與灰塵。事實上，長久以來，人們對噪聲、煙塵這樣的汙染都是慣性思維所決定的。
當然，最終人們在科斯的幫助下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位終身都沒有離開法學院的教師，以法學家的態度分析財產法案例，但他卻回答了經濟學自身無法透視的問題。科斯究竟是如何回答的呢？請不要著急，先看下麵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