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比較了16世紀到17世紀期間英格蘭和西班牙的製度，進而指出，英格蘭有比較穩定的財產權，而西班牙國王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沒收財產；英格蘭有《大憲章》限製國王的權力，而西班牙的議會很少發揮作用。製度的差異使得英格蘭迅速發展成為領導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發達的資本市場卻遭受到相對的停滯。諾思的研究告訴人們，率先的製度創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進的機器設備一樣，可以得到超過平均利潤的社會回報。
諾斯深刻地指出，產權和製度的執行必須依賴於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並導致一些國家陷入對落後製度路徑依賴的軌道。這種沒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辦好事的兩難由此進入人們的視野。國家為我們建立和實施產權，作為回報，我們付給它稅收。由於國家擁有暴力機器和至高無上的權威，與私人相比，實施產權時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諾斯看來，國家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麵通過向不同的勢力集團提供不同的產權，獲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麵，國家還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獲取國家稅收的增加。國家的這兩個目標經常是衝突的。由於人們的行為常常是非理性的，並且政治市場的交易費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結果往往是經濟增長的停滯。
有人會說，如果想發展經濟，隻要學習先進國家的製度就行，似乎這樣的想法沒錯，可是結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馬裏照抄了法國的商業法，但經濟卻一塌糊塗，後來人們發現，當法國處在馬裏發展相當的階段時，法國並沒有商業法。
鎖眼現象
如果我們僅僅認識到製度對經濟的重要作用，這還是不夠的，因為製度的執行還需要製度文化作為基礎。排隊是一種被廣泛接受的非正式製度，但如果對違反規則者的製裁不嚴格，那麼遵守規則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有時候社會輿論雖然起到監督的作用，但在監督力不強的時候人們會選擇不排隊或插隊的做法，現在我們看到在銀行、機場等地方，排隊製度已經由非正式製度上升為正式製度。
製度的有效執行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製體係。19世紀末，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距離柏林不遠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宮，緊挨宮殿處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舊，與高大威嚴的宮殿很不相稱，實在是大煞風景。威廉一世開始隻想買下磨坊然後拆除，以免有礙觀瞻，但與磨坊主多次協商不成，就拿出國王的權威，強行拆除了磨坊。沒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個倔老頭，一紙訴狀，將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決威廉一世敗訴，必須將磨坊“恢複原狀”，並賠償由於拆毀房子給磨坊主造成的損失。事件的最後結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並賠償了老頭的損失。 今天，那座磨坊還矗立在波茨坦行宮旁邊，成為德國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製度似乎也是個神奇的東西，一旦被它看上，你很難擺脫它。
美國兩條鐵軌之間的標準軌距是4英尺8.5英寸，為什麼是這樣呢？它源自英國的鐵路標準，因為英國人是美國鐵路修建的指揮者。而英國鐵路是從電車車軌中脫胎而出的，但電車車軌為何采用這一標準呢？原來最先製造電車的人是製造馬車的，他們把馬車的標準直接搬過來了，但這一標準又是誰定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羅馬軍隊。古羅馬軍隊最早設計戰車時，選擇了兩匹戰馬的屁股的寬度為標準，因為這更有利於戰車的馳騁，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屁股會決定了鐵軌的寬度。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鎖眼現象”。它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一個團體、一個社會一旦選擇了某種製度，就會對這種製度產生某種依賴，並且在一定時期內出現製度自我強化的現象。
專業的說法是，製度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製度能夠在某一方向上不斷繁衍複製。就比方說，隻有你一個人擁有電話，那麼是沒有意義的，但如果足夠多的人有電話，那麼你有電話就有意義了，進一步，如果還有人想和你們通話，他就必須擁有同樣模式的電話。
如果處於這樣一個行業，一旦消費者買了你的產品，就被你鎖定，如果他要轉用其他產品，成本非常高，那麼這種產品就具有網絡外部性，比如微軟的產品，因此WPS所麵對的挑戰不僅是微軟，還有每個消費者的習慣。所以，在一個可以不斷自我複製繁榮的產業，對於所進入的企業而言是幸運的；一個不斷自我複製衰敗的產業，對於此產業中的企業來講是一種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