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森經過研究得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
他發現，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然而，隨著集體人數的增大，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的行為也越難被發現。這似乎與人們的經驗是一致的。一個和尚挑水喝，這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兩個和尚抬水喝，這是集體行動的成功，三個和尚沒水喝，這是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功變成失敗的關鍵在於集體人數的增大。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
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會主動多挑水。
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通過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比方說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進一步研究發現，在一個有100萬個成員的集體中，如果你提供了集體物品，那麼隻有百萬分之一的代價是值得的，很明顯這種通過自願的方式獲得對集體有利的行為是不值得的。沒有一個社會的所有集團是全麵和對稱的，失業者、貧困者、消費者，這樣的人很難被組織起來，對集體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資源去克服集體行動的困難。
奧爾森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引起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人們將他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更多的學者進一步深入探討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建立更為精細的行為模型。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 如果一個群體或社會中有3%的“利他主義者”，那麼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範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但是，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
奧爾森的努力對社會科學的研究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他以經濟學家的嚴謹、政治家的敏感、曆史學家的深刻，為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典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梭羅聽到奧爾森去世這個不幸消息時說：“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於認識了全部。但奧爾森不同，他別具一格。這使我們更加懷念他。”
如果個人行為會帶來集體行為的無效，那麼集體是否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呢？
阿羅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與公平問題數百年後，一個叫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紐約年輕人站了出來，這個年輕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由於無法進入中學當老師，不得不繼續攻讀統計學研究生課程。可阿羅無法忘記父親如何在大蕭條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業和所有存款，這使阿羅見識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會公正成了阿羅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