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博爾特的百米賽跑中，顯然因為博爾特最後沒有全力衝刺的原因是因為領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讓所有的選手同時撞線，你就必須改變規則，讓速度快的選手慢下來，然後大家一起衝刺，當然這是才能的浪費。還有一種方案，將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後搬，以使所有的選手都盡快跑，比方說，將博爾特的起跑器向後搬5米，這樣他就必須全力衝刺才能爭取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規則的條件下，速度最快的選手必須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選手同時到達終點。
阿羅證明，在努力平衡競爭性市場中，這種方法能夠奏效，它本身並不幹預市場，而是通過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稅來調整起跑點。事實上，這種方法很像遺產稅，改變財富分配的起點，並以此給大家重新公平競爭的機會，同時又保留了社會的延續性。
當然，百米比賽的解決方案是相對簡單的，隻要調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經濟市場中，當數十億不同商品、人才準備起跑時，誰來搬動起跑器呢，嗬嗬，這似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領跑理論隻是一種大膽的主張。
阿羅實際上向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可以讓競爭性的經濟體利用各種本領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貿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機會，通過轉移起跑點，讓完美的市場完成其他的工作。
但真的能這麼做嗎？
麵對今天的姚明，按照阿羅的方法，應該在他二十五歲時一次性收取數千萬的重稅，這樣他仍有動力去不斷地打比賽、拍廣告賺錢，因為他無法通過減少比賽來避稅，他賺的錢足以支付稅款，並且能夠讓他住海濱別墅，在這種情形下，才能和其他人一樣實現“結果公平”。
方案是近乎完美的，缺點隻有一個：無法實施。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放棄領跑理論，恰恰相反，它有助於我們思考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解決方式，我們在遇到類似的問題時，首先應該想到的是能否挪動“起跑器”，而不是幹預比賽，應首先考慮依靠市場調節，而不是對市場橫加阻撓。
除了“領跑理論”，經濟學家們為了實現社會的效率與公平，還提出過很多漂亮的創新，其中米爾頓·弗裏德曼提出的學生教育券和負所得稅無疑是最精彩的。
負所得稅源於這樣一種思想：應該鼓勵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僅僅是依賴政府的補助。傳統幫助窮人的方法是，設定一個收入平均水平，對那些低於平均線的窮人統一發放一定數額的補助，以滿足他們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負所得稅的做法改變了統一分配的原則，同樣製定一個收入平均水平，然後根據每個家庭的收入差別，分別製定稅收門限，當一個家庭收入超過平均水平就應該收取正所得稅；而當一個家庭的收入低於平均水平時，就應該收取負所得稅，即從政府那裏獲得補助，但是這樣的補助應該和家庭收入有關。
因此，負所得稅的好處是，在確保最低收入的同時，又避免了現行福利計劃的大部分缺陷。它使得稅收集中用於窮人。與眾多的現行計劃相比，負所得稅有這樣一種偉大的優點：它使得公共基金根據窮人的收入不同進行差別分配，而不是無目標地分配資金。
事實上，負所得稅將貧窮的人當做認真盡責的人來對待，而不是當做無能的、受國家保護的人來對待。負所得稅通過貨幣的形式，並且按照收入這一客觀的標準來給予窮人幫助，使窮人擔負起對其自己的福利狀況的責任，從而促進獨立與自立習慣的培養。負所得稅能夠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而與此同時又保持窮人小規模地、循序漸進地進行自助的動力，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幫助窮人，又可以大大地減少耗費。
教育券的想法相對簡單一些，它的辦法是取代過去將錢直接補貼給公立學校的做法，而將教育券直接給予各個家庭，以便他們能夠將孩子們送進自己選擇的學校。這一想法實際上相當於給父母們提供了“選票”，父母可以根據學校的優劣進行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