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係，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隻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隻是實體經濟的麵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隻不過是經濟運行的潤滑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並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於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隻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隻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於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隻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麵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於增進一國資本，而在於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他認為，在信用製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隻有在貨幣利率等於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係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製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後，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並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抑製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製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製約的關係。之後，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於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於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隻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於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並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係隻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係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並不相關。
現代金融理論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討論目前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有效率的金融製度是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不可缺少的基礎性條件。實際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百年論爭，正是金融體係從低級到高級、金融功能從簡單到複雜發展過程的反映。在傳統商品經濟條件下，金融活動局限在較小的範圍，金融功能也僅限於“信用中介”，因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極為有限。在現代信用經濟條件下，社會對金融尤其是對於有關服務功能的需求趨於多樣化和複雜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體係也日趨複雜，金融活動不僅滲透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而且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社會越進步、市場經濟越發達，分工就越細致，人們對於自身利益更加與金融所提供的專業解決方案相聯係，因此，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金融的服務提出了更高、更細致的要求。從這個角度而言，金融尤其是與消費者個人財富緊密相關的個人金融產品和服務成為社會經濟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將成為必然。
有關本文主題的第二個研究重心即我國個人金融發展所麵臨的問題及對策，由於迄今為止由於沒有文獻對個人金融給出全麵的定位，因此也無法找到與本文研究角度相同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