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曆史看，工業化從粗放型增長方式起步是一個共同現象。也就是說，在工業化的初期，企業總是傾向於大量使用廉價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擴大生產規模，盡快進行資本積累。因此，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長率和大規模生產，是這一階段工業增長的顯著特點。而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初期，除了上述特點外，往往還表現出以直接模仿方式，從低端產業或低端產業環節進入獲得成熟工業技術、因循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路線，以及對資源的高度依賴等特點。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必然具有類似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某些共性。
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具有極大國情特殊性的發展中國家。其工業化進程還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個性（參閱金碚，2005）。中國工業化分為兩個特點分明的時期，即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計劃經濟時期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計劃經濟的性質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粗放性，在此不必詳細討論。本文主要討論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增長表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加速經濟增長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由於思想的解放，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經濟領域中意識形態的最大變化是確立了追求收入、利潤、財富的正當性。於是，“發展是硬道理”、“時間就是金錢”、“企業利潤最大化”、“效率優先”成為基本的經濟行為理念。從而給經濟主體注入了極大的發展欲望和內在動力，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充滿強大的活力。
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體製逐步代替了計劃經濟體製，經濟主體從被動接受計劃指令轉變為極為迫切地尋找和爭取到自己的市場生存空間和發展領域。對國家的“等、靠、要”意識轉變為自己負責、自我發展的意識，求成求富求業績的進取心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於是，個人、企業和政府都進入“短線競爭”狀態，即力圖在比較短的時期內改變貧困狀態，以短期內可以見效的手段爭取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整個社會充滿著盡快“初見成效”和“大見成效”的迫切心情，希望“有水快流”式地達到立竿見影式的成就。因此，“血拚”式競爭和政府直接參與的地區競賽成為2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顯著特點。
在市場機製調節的競爭中，利用“比較優勢”和順應“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法則是最基本的行為表現。在我國當前的工業化階段，如果沒有限製地利用“比較優勢”，把“優勢”發揮到極端，適應血拚式競爭者方可生存，那麼，粗放式增長方式就是必然的選擇。因為，目前我國各方麵的條件（包括稅收製度等）都更適應於粗放式經濟增長。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具有“不擇手段”和“不惜代價”的性質，這同血拚式競爭具有相同的邏輯。短期內的“業績”是顯著的，但代價也是相當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