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提倡不結盟戰略，那麼我們在國際上如何才能有更多的朋友呢？
邱震海：我們目前在全世界沒有很多的朋友，能夠在中國與美日發生戰略衝突的時候保持中立的國家也不是很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朝鮮就成了一塊籌碼，這使我們有意無意的又成為被朝鮮訛詐的對象。而美國，把所有對其友好的國家分為三種範疇，最高的是軍事同盟關係，接著是夥伴國，然後是友好國家。而美國在全球有七大同盟關係，在亞太地區有5個。
我們提倡不結盟戰略，但有時候也必須要思考一些深層次因素。如果中國有一大批朋友，朝鮮這個國家的重要性就會相對比較淡化。但這在另外一種角度上來講也並不全麵。為什麼中國目前朋友不是很多？一方麵是由於我們的國家在崛起，這是勢在必然客觀因素；還有一方麵我們還需要在價值觀認同及外交層麵上努力。所以歸根結底，外交最後的根本是在內政。
警惕和反思：要破除陳舊思維
記者：就在朝鮮進行核試驗的同時，中日釣魚島爭議似乎也越演越烈。如何從朝鮮事件當中來看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議？邱先生能否談談在未來中國整個外交的策略上應該如何“走出去”，如何突破這些困境、開辟智慧來解決這些問題？
邱震海：現在問題是此起彼伏。中日矛盾尚未解決，朝核問題已經來了。一個潛在的敵人和一個過去的盟友同時找麻煩，這就要求我們要在事物深層結構裏尋找原因，而深層結構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思維。
首先，在中國的對外戰略或者外交政策上意識形態至上的思維，在多大程度上還有一定的用處？比如中朝在冷戰時代純粹以意識形態至上的思維模式，我認為應該去掉，中國跟朝鮮應該恢複到正常的國家關係、即國家利益至上的關係。而這時候我們也應該注意，國家利益至上的思維在某種程度也有一定的風險。任何國家，如果一味地把國家利益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時候，就會忽略了一些人類共同擁有的價值觀。如果這麼做了，就會造成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其他國家與我們若即若離、漸行漸遠，而不是心悅誠服近悅遠來。
其次，在解決很多與其他國家產生的矛盾問題上，中國應該去爭取人類的一些共同價值觀，比如自由、民主、法製、人權等等。這些價值觀來自西方，但已經成為人類精神寶庫的一部分；而我們同樣也有來自東方的價值觀，譬如說和諧、大同、天下為公。這些來源不同的價值觀都在為人類的精神寶庫做貢獻，而無論大同、天下為公或者西方的自由民主，都在朝一個方向，那就是世界和平，隻是大家選擇的手段和策略不同。因此不能隻要是西方的就去反對，這種思維如果不能予以一定的警惕和糾正的話，未來我們可能會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步入偏道。
第三，西方的陰謀論思維。在中國崛起的時候，西方軸心主義和西方的傲慢又開始上來了，所以最近幾年西方跟中國產生了無休無止的矛盾，但這不等於說我們任何事情都要用陰謀論去解釋。比如釣魚島問題，顯然美國一定會有陰謀、陽謀在裏麵，但我不傾向於用太多的陰謀論思維去解讀。
第四，我們應該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整個戰略利益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一定對中國有負麵的作用，有潛在扼製中國、牽製中國的作用，但也有有利於中國的部分。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天真到完全相信西方。我們需要對原有的一些價值觀和思維進行不斷地疏理、整合，這樣也許未來我們才能看得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