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在2003年10月《哈佛商業評價》上的一篇文章也佐證了耐心對於談判的好處。這篇名為《與中國人談判》的文章比較中美談判風格的差異，指出中國商業談判者的優勢：在討價還價中，中國人擅長用忍耐和沉默這樣無往不利的武器來對付美國人的急躁和健談，中國人長於把推延作為說服策略。同時，為了考慮新信息或提出更多問題，中國人會在周而複始的談判中直接暫停。最終，時間上的投資會給他們帶來豐厚的回報。
俄羅斯民族的耐心是有名的差。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讓人對那些熱血澎湃的青年抱有親近之感。但是製度演進究竟不是靠純粹的激情就可以實現的。當前蘇聯人發現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存在的弊端時，按捺不住的俄羅斯人便一腳把舊體製踢開。他們希望一步跨過深淵，沒想卻掉了進去。休克療法的後果，舉世皆知。雖然還有薩克斯之流仍為之曲意辯護，但事實也很明顯，假若這個民族能夠稍有耐心，其結局應不致於此。
中國人其實也並不缺乏激情，但比較俄羅斯人，其衝動程度確實不如。列寧說要堅持民族自決權，結果就是在憲法中留下蘇聯解體的種子，而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要民族區域自治。斯大林一搞肅反，就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結果是幾百萬人頭落地，而中國共產黨很早就製訂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黨內鬥爭政策。中國人所說的“迫害”，與前蘇聯時的肅反根本就不能比，倒是與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差不多。在改革的策略選擇上，中國人沒有學習俄羅斯的做法，雖然也明知原有製度的弊端，但卻終究選擇了“默默忍受，然後改進”的路徑。中俄兩個民族的耐心不同，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孰優孰劣，有的爭論。就我而言，對於中國人的成績感到滿意，對於前輩充滿敬意。
對製度的忍耐並不僅僅表現在這些大判斷上，許多小問題也可見一斑。下崗、礦難、腐敗，農地問題……等等，哪一樁放在西方人那裏，可能早就是一波又一波的遊行、示威。中國也有，但直覺告訴我，這些事若放在西方人身上，會折騰個天翻地覆。比如法國人因為很小的事情就上街遊行並發生騷亂，而印度因為本田開除一個不合格的員工就舉行工人大罷工。追求正義的精神可以感佩，但從社會成本與發展的角度來看，拚個你死我活的結果是得不償失的。
當然，對製度的耐心也不可以推到極端。如果對不公製度能夠永遠忍受下去，整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所幸的是，中國人有耐心，但還沒有麻木。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種種如意之事，仍然很多，新的舊的問題照樣層出不窮。但是製度畢竟在改進，事實畢竟在往好的方向走。
凱恩斯說，就長期而言，我們終將死去。誠哉斯言！不過，這句話遠不足以保證，還沒有死的我們對死亡會有同樣的看法，會采取同樣的行動。有的人覺得生命漫長，有的人覺得歲月如梭；有的人隻想尋歡作樂，取一時之快意；有的人卻節衣縮食，想長遠之計謀。把這些個人耐心上的差異擴展到民族整體，必然會影響到國際競爭的績效。我們看各民族的興衰，不難窺見其中的耐心因素。臥薪嚐膽的勾踐，奢侈淫逸的晚期羅馬帝國，西班牙的衰落，朝鮮半島上的“漢江奇跡”，世界史上，要找到這樣的例證，實在是不勝枚舉。
現在，耐心對於國際競爭的重要性，相信讀者已經了然。我仍要強調的是，從這一關係本身來看，耐心取勝是在競爭雙方的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人的耐心舉世聞名。假定中國人比其他國家有更多的耐心，並且中國人一直都是如此的話；假定生產技術條件永遠不變或者彼此對等的話；也許中國人仍然處在世界的巔峰，也許中央之國仍然有理由傲視天下；但是近代中國終究是落伍了。由此可見，科學技術對於國際競爭的影響要遠遠大於耐心等意誌的作用。現在的國際競爭，說到底就是科技的競爭。
但我仍然可以下一轉語。在科技競爭的道路上，一個有耐心的民族，必將在科技競爭上獲得優勢。不妨引用一篇廣泛流傳的文章。一個中國人跑到日本留學，可以去選擇寒窗攻讀博士，讀不讀得成未可知；也可以選擇去刷盤子，掙一小時60RMB的現洋。兩者的耐心差異，刺得眼睛疼。結果呢，至少刷盤子現在好過些，但終究落在寒窗苦讀者的後麵。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講自主創新，並不僅僅是科技製度與政策的問題，也是一種精神問題。前不久，我與北大物理係的一名博士後聊天。他說，中國現在的科技水平比不上兩彈一星的時候。語含激憤，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是一種不滿，也是一種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