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製給電影業帶來了更多的盈利空間，觀眾通過票房對他們喜愛的明星演員表示支持，從而確立了明星在電影業的重要位置，似乎是大眾確定了電影的娛樂方向和明星的位置，但我們也要看到製片方利用自己的手段進行明星的製造、包裝和炒作。明星製反映了大眾與製片商之間一種雙贏機製，一個演員能否成為明星，取決於大眾的支持，取決於一種“大眾文化機製”，而明星的誕生和成長，也同樣離不開一係列機製的操作過程。
麵對越來越商業化操作的電影業，中國內地的電影人也逐漸認識到了明星的作用。馮小剛的賀歲片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中國最為成功的商業類型片，其中明星製的運用成為賀歲片獨一無二的品牌策略。在一係列影片如《頑主》、《大撒把》、《上一當》、《甲方乙方》、《沒完沒了》、《不見不散》、《大碗》、《手機》《非誠勿擾》中，葛優一直處於影片的敘述中心，與他合作的女明星基本上都是為他而搭配的。葛優塑造的平民小人物和他的本色表演，反映了人們處於消費時代的一種生存狀態。葛優既是明星，也是我們身旁熟悉的普通人，既是公眾人物，又貼近我們的生活。正是這種明星效應吸引了觀眾的眼球。所以，馮小剛換了幾個女演員，就是不換葛優，把葛優當成一種營銷品牌來運用。按照保·麥克唐納的說法，就是“通過宣揚某個表演者的名字，這就給不同的影片劃出了區別的界限，奠定了影片的類別和特征……影片個性的確立是因為它是以影片中的某個演員來彰顯，而且成為人們認知那部影片的唯一標識。”這種情況還有鞏俐在張藝謀電影中的表現，無論是《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還是《秋菊打官司》、《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滿城盡帶黃金甲》等電影，都有著鞏俐鮮明的痕跡，為影片做著最好的注解，同時也吸引著觀眾和投資者對電影的關注和支持。
中國進入國產大片時代之後，明星作為一種大片的配置元素得到了強調和突出。在《英雄》、《十麵埋伏》、《無極》、《天地英雄》、《神話》、《天下無賊》、《功夫》、《墨攻》、《黃金甲》、《雲水謠》等大片中，幾乎網絡了所有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日本、韓國等一線明星演員。這些明星中有具有國際票房號召力的李連傑、成龍、章子怡和鞏俐等，有在亞洲市場上人氣最高的明星如周潤發、金喜善、田中角榮、金城武、劉德華、周傑倫等，也有中國本土有相當知名度的陳道明、趙薇、薑文、葛優、李冰冰等，還有多次獲得影帝影後稱號的梁朝偉、張曼玉，如此龐大的明星陣容，奠定了大片的票房基礎。
大片中這樣的明星配置多屬於一種商業配置，既非單純的取決於製片人和導演的偏好，也不會單純顧及到演員的可塑性和演技，而是更理性地考量明星本身具有的潛在商業價值。作為投資商的銀行或企業會根據明星名單預測影片的投資受益率，而發行商則通過明星的分量來決定是否購買影片，而觀眾，也多是根據明星的出演而進行電影消費。由此看來，明星是電影投資者、製作者、媒體和觀眾共謀的結果。在大片的首映式、新聞發布會和其他各種宣傳場合，明星都是最矚目的關注對象，他們的表現對一部電影的成功至關重要。正如安妮特·奎恩說道：“明星除了可當成一種品牌來推銷外，更重要的是明星是電影宣傳的主要工具。”因此，對於大片來說，一部沒有明星的電影是不可想象的。
在當下的消費文化語境中，電影明星身上不但糾結著各種權力關係的合力運作，體現著一種複雜的關係網。就電影明星自身，也成為大眾的消費對象，或者說，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指南。事實上，明星作為一個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這一職業範疇，在一個明星身上，體現著一種觀念信息，一種流行文化的符號，所以她可以成為大眾的偶像。
如果說經濟與文化是共生的，電影競爭，說到底，也是一種文化較量，我們如果想在這場較量中有所作為，就必須製造一批我們本土的明星。在電影機製和明星機製的共同作用下，他們將成為中國電影越來越重要的維係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