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再工業化”的戰略劣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製造業全球分工格局長期來看難以根本性逆轉。美國“去工業化”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資本在世界範圍內對生產要素進行配置的結果。當前國際分工越來越細，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各國間大規模流動，這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而是由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所決定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商品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在不斷延長和完善，世界多地已形成各種產品的生產及服務中心。美國要“再工業化”，實際上就是對全球現有產業布局的“再布局”，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盡管不少企業選擇回流美國，但中低端製造業將繼續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製造業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大規模的生產依舊是在勞動力更便宜、更具有靈活性的亞太國家。就目前情況看，美國就業崗位的回流更多是出於成本驅動，而非新產業驅動。不少學者認為，美國製造業崗位的回流可能隻是階段性趨勢，尚難成為“洪流”，因為從中長期來看，美國製造業工人的時薪已經高達約20美元，超過其他行業平均水平約兩成，就業崗位難以大幅提升，美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損失的700多萬就業崗位很難全部回流美國。
美國民眾長期以來依靠金融投機及服務業獲得收益，逐漸喪失對製造業相關職業的興趣，製造業發展麵臨技術工人短缺的瓶頸，這成為美國製造業麵臨的長期風險。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曾說：“金融市場不僅能給經濟增長的巨輪提供潤滑劑，而且其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巨輪。”持類似觀點的社會群體不在少數，這一思潮給美國的人才流向造成了很大影響，更多精英流向華爾街，而製造業、理工科研究投入不足，廣大民眾對科技類知識不感興趣。隨著“嬰兒潮”一代集中退休和“去工業化”的長期影響，美國製造業工人後繼乏人。美國勞工部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19%的製造業工人已年逾54歲，25歲以下工人數量僅占7%，甚至連美國工科學生也更願意到金融行業“淘金”。
政治衝突影響“再工業化”的推進。雖然奧巴馬政府提出了許多振興製造業的規劃，但大多是指導性的，而不是具有行政強製性的計劃。當前美國聯邦政府尚未形成扶持製造業振興的係統化戰略，聯邦政府對於製造業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執行與製造業有關政策的是商務部、勞工部、能源部等多個聯邦政府部門，從而造成政出多門的局麵。新興製造業的發展往往需要較長的培育期，而美國當前的政治機製並沒有給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摸爬滾打的條件。每兩年就要舉行一次的國會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的總統大選，使得美國很多議員將注意力放在短期議題上。近年來民主、共和兩黨在預算、稅收等經濟議題上分歧明顯，惡鬥不斷，影響著美國“再工業化”的推進。
（四）美國“再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及對策
目前，中國製造業總體水平不高，以低端、高能耗為主，附加值不高，仍處於世界製造業產業鏈的中下遊，出口產品多數是技術含量較低、單價較低、附加值較低的“三低”產品，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按技術含量分類，近年中國出口產品中中等技術以下產品占比達2/3，高技術產品僅占5%。在中國製造業“大而不強”的當下，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將對中國的工業化產生巨大影響。
一方麵，部分跨國公司，特別是美資公司可能會逐步從中國撤資，轉而返回美國。隨著美國國內工人工資增長陷入停滯和“頁岩氣革命”的爆發，美國發展製造業的成本在降低，而中國製造業成本在不斷提高。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工人工資增長迅速，對製造業利潤形成擠壓。與以前相比，中國製造業相對於美國的競爭優勢在逐漸縮小。在此形勢下，美國的“再工業化”將推動全球製造業格局的調整，導致國際產業可能出現從中國轉向美國的“逆轉移”，給“中國製造”帶來衝擊。一旦美國製造業回流引發高端製造業出現“逆轉移”，將加劇中國的產業結構失衡。此外，中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也在提高，高房價打擊了內需，導致中國國內對本國製造業產品的需求難以提高，隻能在產能過剩的壓力下奮力增加出口，導致國內企業相互壓價，招致他國的貿易製裁。而且，美國“再工業化”很可能會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這將增加中國製造業產品出口壓力。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深化，企業產品逐漸向高端邁進，中美兩國在中高端製造業上的競爭將趨於激烈。美國“再工業化”的目標是通過增加出口和平衡貿易，恢複製造業競爭力。奧巴馬政府提出“出口推動型”增長，其所製定的一係列增強出口競爭力的舉措，勢必會給中國製造業出口帶來重大挑戰，對美出口的一些中高端製造業產品將受到嚴重影響。此外，雖然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產業資本輸出地，但隨著“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出將逐漸逆轉，甚至可能由直接投資淨輸出國轉變為淨輸入國，這不僅會導致美國資本回流，而且其種種優勢和巨大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使得中國吸引全球製造業資本的優勢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