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以邁克·米肖和蒂姆·瑞安為首的130名兩黨議員，發表致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的公開信，聲稱“中國的貨幣操縱行為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不能低估中國操縱彙率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這些議員要求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彙率操縱國，敦促美國商務部“動用反補貼法來保護因為中國操縱彙率而受損的美國公司”，並建議美國同IMF及其他國家合作，與中國協商其彙率體製。公開信稱，“處理中國操縱彙率的行為必須是重建美國經濟和防止未來再次發生金融危機的大戰略中的一項關鍵內容。”公開信獲得了美國勞聯-產聯的支持。9月，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48：79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彙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法案直指中國的貿易政策和彙率，並一口咬定中國是彙率操縱國。法案試圖修改美國貿易法，以賦予美國商務部更大權限，使之能夠在特定條件下把所謂“貨幣低估”行為視為出口補貼，進而對相關國家輸美商品征收反補貼稅。2011年10月，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2011年貨幣彙率監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對“貨幣彙率被低估”的貿易夥伴征收懲罰性反補貼稅，矛頭直指中國。
4.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施壓
起初，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表現謹慎。但在國會和製造業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態度逐漸強硬，開始就人民幣彙率問題積極向中國政府施壓。2003年6月，美國財長約翰·斯諾公開敦促中國政府放寬人民幣彙率浮動區間，向中國政府施加加速彙率政策改革的壓力。2003年8月末至9月初，斯諾出席APEC財長會議之前的東亞之行，更成為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彙率之旅”。8月31日至9月1日，斯諾訪問日本，分別與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舉行會談。雙方一致認為，要敦促中國以擴大人民幣彙率波動幅度的形式使人民幣升值。9月2-3日，斯諾訪問中國，先後與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行會談，要求中國政府放寬人民幣彙率波動範圍。以斯諾這次訪華為序幕，美國政府展開了要求人民幣升值和中國政府對彙率製度進行改革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外交活動。從此，美國財政部在其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與彙率政策》報告中，加強了對中國彙率問題的監測。
2003年10月，美國總統布什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時，就人民幣彙率問題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應允許人民幣彙率自由浮動。2005年10月，美國政府決定向中國委任一名全職的永久金融特派員，常駐北京以監督中國的彙率政策和金融改革。2007年2月，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如果中國不加快人民幣彙率製度改革步伐，國際社會將“失去耐心”。同年5月，保爾森發表演講稱，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過於緩慢，人民幣彙率問題已經成為在處理美中巨額貿易赤字等經濟問題上進展緩慢的一個標誌。
2010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參議院政策委員會會議上稱，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彙率都過低，這對國際貿易競爭造成影響。3月，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稱，需要重新平衡全球經濟，貿易逆差國需要更多儲蓄和出口，而貿易順差國則需要提振消費和國內需求；人民幣彙率進一步市場化將對全球貿易平衡做出重要貢獻。4月，奧巴馬在會見參加核安全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重申，人民幣彙率更加市場化，對於可持續和平衡的全球經濟複蘇非常重要。9月，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國會就國際經濟和貨幣彙率政策舉行的聽證會上聲稱，人民幣低估刺激了中國的出口，並鼓勵美國企業將製造基地轉移到中國；盡管中國政府承諾使人民幣彙率主要由市場決定，但人民幣幣值低估仍然是由“嚴重幹預”引起的；中國應允許人民幣在一定時期內顯著而持續地升值，以糾正幣值過低的問題，使彙率完全由市場力量決定；奧巴馬政府準備使用“各種可行的政策工具”來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