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賄者困境
盤點近年來曝光的官員受賄案，一個共性細節浮出水麵：隨著收受賄賂的“主角”鋃鐺入獄，作為“配角”的行賄者去哪兒了？卻往往不為人知。
行賄行為不僅是一種腐敗行為，而且是一種違法行為，而行賄者最後大多金蟬脫殼，官照做，老板照當，顯現出一種令人頭疼的“行賄者困境”：
一是眾星拱月。在貪腐案件中，常見的現象是，一個貪官的背後，常常如眾星拱月一般環繞著為數眾多的行賄者。比如，甘肅華亭原縣委書記任增祿案、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案、河南安陽原副市長張勝濤案……這些案件裏的行賄群體，均數量龐大，卻十分隱蔽。任增祿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兩罪並罰，已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受賄金額達991萬元，行賄者竟包括了當地129名官員，幾乎完整覆蓋了該縣所有的部門和機關。毋保良被檢方起訴，其於10年間總共受賄109起，涉及幾十名行賄者，單筆行賄金額最高達900萬元。而行賄者中，既包括從事建築、房地產、礦產等行業的數十名商人，也包括蕭縣縣直機關和鄉鎮幹部。張勝濤背後的“行賄網”，同樣觸目驚心。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並認定，先後向他行賄的商人達14名，人民幣賄金計825萬元，以取得工程建築、土地使用、企業融資等方麵的“便利”；同時參與行賄的，還有張勝濤的137名下屬，他們用628.68萬元賄金，試圖換取“職務晉升”的機會。
二是官官相護。客觀地說，貪腐案件常常不免拔出蘿卜帶出泥。但主觀上，如果說“蘿卜”之被拔乃情非得已其勢不得不如此的話，那麼“泥”們則是想盡一切辦法抱團自保。最後，一些貪腐案件的審理，讓為數眾多的涉案者繞過行賄硬傷從旁邊溜之大吉，淪為爛尾式反腐。如安徽省五河縣縣委書記徐社新，在為官的六年間，將所有鄉鎮和縣直重要部門的“官帽”賣了個遍。最後，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審獲刑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個月。而對買官者是否處理，怎樣處理，卻不見了下文。又如，震驚全國的安徽省阜陽中級人民法院腐敗窩案中，先後三任院長被判入獄。但一些行賄者卻毫發無損，仍然戴著買來的“烏紗帽”。何濤就是其中一名行賄者，他曾連續向兩任法院院長行賄15次。然而，腐敗窩案判決半月後，在人大換屆選舉中，何濤卻得以連任阜陽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長。
三是抓大放小。在賄賂案件的偵查中，為取得受賄證據，形成證據鏈條，檢方有時不得不對一些行賄人放棄追查，將辦案重點放在查處受賄上。賄賂案件辦案難，成為一些行賄官員不被追究的重要因素。受賄案件中，行賄人和受賄人的口供必須一致才能成為完整有效的證據，為了讓行賄人配合辦案，不得不讓行賄人成為“汙點證人”。受賄官員作為首要目標，成為辦案機關重點突破對象，一些地方的辦案機關為了迅速突破案件甚至將案件“做大做強”，對於主動交代行賄、送禮問題的所謂汙點證人，采取網開一麵的辦法，達成隻要交代就不追究的默契。比如，郴州腐敗案中，榮福煤礦主、當地最大黑惡勢力頭目黃生福因巨額賄賂多次被抓，但查一次放一次。事實上，黃生福並非惟一能夠在巨額行賄後逍遙法外的不法商人。在查處郴州市委領導層腐敗窩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一個叫張錫敏的香港籍商人，此前以行賄方式將常德市原紀委書記彭晉鏞、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拉下水，最終將市委書記李大倫放倒。張錫敏對這些官員的行賄數額，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一次比一次高，但他每被查一次，都是交了保證金後就逍遙法外，至今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原因就是黃生福們成為重要汙點證人，配合專案組確定了曾錦春等貪官相當部分的受賄，由此被取保候審，最終回家。黃生福們奇跡般地完成了人生的大逆轉，並自稱“反腐英雄”。
四是行賄方式多樣，查證難度不斷加大。在當今社會中，行賄情況趨於複雜。如果沒有財務記錄，行賄人會守口如瓶，不願如實交代，這在客觀上難以查實。行賄犯罪的方式也在翻版“升級”，除傳統的以金錢行賄之外，有的行賄人向領導贈送樓房，有的則為“公仆”子女海外留學提供資助，還有的為當權者配股分紅等等，行賄手段更加隱蔽，為案件的偵破增添了很大的難度。此外，在對行賄犯罪的處罰中，對於自然人犯罪容易明確主體和責任，而單位犯罪（公款行賄）情況較為複雜，往往無法查明責任人，即使明確了責任人，個人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也很難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