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普馬克：我們生活在“失憶的年代”
文化
作者：孫若茜
“昨天這裏還是別的房子，/每走一步這個城市都在改變。/我能不能回到家/而這把鑰匙還對得上門鎖嗎？”這是謝爾·埃斯普馬克寫於上世紀50年代的一首詩中的節選，他在描寫“失憶”——從那時候起，他的文學創作中已經開始出現了“失憶”的主題。
1985年，埃斯普馬克在布拉格之行後寫下的《布拉格四重奏》中這樣描述道：“牆壁被刮過，粗糙的牛皮紙/抵抗它新的文字。”以展現一種文化在消失的聲音以及感官幾乎無法抓住的毀滅，就像米蘭·昆德拉曾寫下的，俄羅斯占領者正在抹除掉他的祖國的曆史。在他看來，這正是“失憶”在“冷戰”時期留下的一種更危險的形態。
“上世紀80年代，瑞典對曆史的麻木不仁也在增長，特別是在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門。我曾經在瑞典學院做過一個讓很多人不愉快的公開演講，對我們曆史記憶的喪失提出了警告。”埃斯普馬克回憶，與此同時，他開始了題為“失憶的年代”的係列小說的創作。
創作從1987年起持續至1997年，《失憶的年代》共收錄了7部長篇小說，包括《失憶》、《誤解》、《蔑視》、《忠誠》、《仇恨》、《複仇》和《歡樂》。整個係列由翻譯家萬之執筆譯作中文，經曆兩年半左右的時間。第一部《失憶》在2012年出版，其餘幾本相繼發行，目前7部小說都已麵世，出版方世紀文睿還為此係列發行了合訂精裝本。
這7部小說都以“失憶”作為主線，由7個不同身份的主人公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切入，每位主人公都是以其獨白的方式進行著講述。他們分別是負責教育的官僚，報刊主編，為了兩個兒子犧牲了一切的母親，對工人運動進行著自我檢討的老工人，描述其政治家生存狀況的被謀殺的首相，年輕的金融寡頭以及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備受打擊的婦女。他們展示著不同的社會截麵，因此每一部小說又都可以獨立成篇。
小說在細密地刻畫著個人肖像，而所刻畫的人恰在概括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埃斯普馬克有著近似、但不同於巴爾紮克《人間喜劇》的野心。他沒有企圖複製社會現實，而稱自己隻是一種戲仿。他希望在寫作中所達到的目標是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展示現代人內心生活的圖片，其焦慮不安、熱烈欲望以及茫然失措。在透視的過程中，他更喜歡用一種漫畫式的、誇張且諷刺的手法。
比如《蔑視》中的老女人躺在醫院病床上，看到自己周圍堆積著垃圾：空紙箱、橘子皮、陳舊而酸臭的尿布、一個廢棄的冰箱和被刺破了的床墊，垃圾的上方圍繞著一群蒼蠅。埃斯普馬克說，這便是他所做的一個有關內心感受的誇張描寫，它一反醫院現實中的常態，垃圾是這個女人一生所感受的蔑視的具體化。再比如《仇恨》中被謀殺的首相，在現實中他被槍殺，而在小說中，他是被刀捅死的，腹背各有多處刀傷。這是埃斯普馬克將仇恨物化的表現，用以說明仇恨之多以及來自不同的方向。
一個政治家“在發表蒼白無力的競選演說時就消失了”，“當我的嘴唇上還有我愛人的嘴唇留下的溫暖時，我就已經忘記了她”。寫到失憶，埃斯普馬克這樣描述。他的筆下，記憶隻有四個小時的長度，甚至更短。這意味著你會忘了昨天在哪裏工作，沒有人記得昨晚睡在哪裏，當你按動門鈴，會自然而然地生出疑問：開門的這個女人，會是我的太太嗎？站在她身後的孩子，會是我的孩子嗎？這個長篇係列裏始終貫穿著找不到親人或情人的苦惱。
他所講述的“失憶”不是生理或心理上的疾病，而是與美國作家戈爾·維達爾把自己的國家叫作“失憶的合眾國”，英國曆史學家托尼·朱特把我們的時代稱為“遺忘的年代”中所提到的“失憶”、“遺忘”是為同樣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