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如果沒有記憶，如果沒有了我們行事的上下關聯，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來。那麼每個解釋都會變得隨意武斷，方向也不可確定。”埃斯普馬克認為，失憶是很適合政治權力的一種理想狀態，對和權力糾結的經濟活動則同樣。“因為有了失憶，就沒有什麼昨天的法律和承諾還能限製今天的權力活動的空間。你也不用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隻要你成功地逃過輿論風暴的四個小時，你就得救了。”
捷克作家伊凡·克裏瑪說：“現代人越來越生活在當下，而過去就好像是一個黑洞，一切都可以在裏麵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無名的群眾。甚至活著的人也在裏麵消失了，不像在過去的時代，活著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結束後才消失。”埃斯普馬克喜歡借用這段話描述他的主題。他同時想要表達的是，雖然這幾部小說都是以瑞典人的眼光去看問題，但所呈現的圖像在全世界都有效——“否則，它也沒有被譯成中文出版的必要了。”
埃斯普馬克認為，失憶的可怕之處還在於它讓人產生了一種自我查禁的功能：我們不應該看到的東西，自己就會把它擦掉；不應該感覺的東西會悄悄地從我們的意識裏溜走；我們參與其中的正式公開的談話會把正確的詞彙放到我們的嘴裏，把正確的思想放到我們的頭腦裏，幫助我們忘記那些我們不應該記住的東西。
“我的雄心是把本來可以寫成400頁的小說壓縮在100頁之內。凡是沒有絕對必要的段落和詞都刪除。”因此，這7部小說的篇幅都很短，每部都隻有六七萬字，但它們並不是輕鬆易讀的。埃斯普馬克說，要達到這樣嚴格的簡略，就要求精準和知性方麵的含蓄。人物和事件的描寫都需要精確和可靠，全都能清晰展露在讀者眼前。所有這些特色，我們通常都習慣於在詩歌的語言中看到，而在他看來，好的小說、散文語言是詩歌的孿生兄弟。這也使得我們在這幾部小說中很難看到清晰的故事主線、跌宕的情節，一切都呈現碎片化。埃斯普馬克對此的解釋是：“生活在失憶的年代本身就很難保持完整，隻有電影裏才有完整的情節和完整的結局。”
小說中貫穿始終的敘述模式可以追溯到但丁《神曲》中穿越地獄的旅行。“在我這個係列裏，人們落入的是人類的地下室層。那些陷在這個地獄色彩的當代的人物確實都到了他們人生處境的最低點，還都帶著他們被極端具體化了的煩惱、熱望和內心的破碎。”但在《失憶的年代》中，埃斯普馬克希望將讀者設置為其中的旅行者，即真正的主角。每個主人公的獨白都需要對手，他說：“隻有讀者也在場，這種獨白才有可能進行下去，是讀者的回應使得獨白成了對話。這7部小說裏真正的主人公其實是你。”
三聯生活周刊：除了《失憶的年代》這個係列之外，我還讀過你的《巴托克：獨自對抗第三帝國》，有報道稱那是你自認最好的一部小說，是這樣嗎？
埃斯普馬克：我的下一本書寫的是有關作曲家霍夫曼的故事，特朗斯特羅姆說那是我最好的小說，所以，我最好的小說是下一本。
三聯生活周刊：霍夫曼、巴托克都是作曲家，為什麼你會選擇讓兩本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這一身份？
埃斯普馬克：的確，這兩本書都是在寫知識分子麵對強權的抗爭，身份使得他們對社會問題更加關注。比如霍夫曼，他不僅是一個藝術家，還是一個法官，因此對無視法律的事更加注意。霍夫曼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和我們相近的年代，相近的意義在於那時候的人也都非常害怕恐怖主義。那時最活躍的是無政府主義，他們製造革命、炸彈，因此國王和所謂官僚主義都認為要加強強權、控製，甚至法律都已不再重要。在小說中，國王要求霍夫曼把所有涉嫌恐怖主義的人都關起來，但霍夫曼認為做這樣的事情需要證據，應該堅持法律，因而拒絕了體製的要求，他本人則因此受到了酷刑的折磨——甚至用燒紅的烙鐵去燙他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