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故事就是霍夫曼的辯護詞，是在口述一個文件。就像《失憶》的形式，一個人一直在說，而在一旁記錄的打字員其實就是作者，我們超越了時代會麵。
三聯生活周刊：《失憶的年代》在剖露人性的弱點，但是巴托克和霍夫曼都是獨立對抗的形象，在講述你曾經提到過的特別讚賞的“公民的勇氣”，寫作方向上為什麼做出這樣的轉變？
埃斯普馬克：你說的對，《失憶的年代》裏的人物都有弱點，寫的都是強權的犧牲者。可以這麼解釋，現在寫要勇於站起來做點兒什麼的人，這就好像先做診斷，然後就需要開出藥方。
三聯生活周刊：你認為作家有責任去解決問題、療救社會？
埃斯普馬克：作家的主要任務還是診斷，至於做什麼，還是需要讀者。能提出解決方案的作家往往應該去寫報刊的文章而不是寫小說。
三聯生活周刊：那些寫了很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文章的作家是否能得諾貝爾獎？
埃斯普馬克：諾貝爾獎應該給作家而不是宣傳家。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他寫的文章有一定的文學價值，還是可以得的吧，比如丘吉爾？
埃斯普馬克：讓我們忘掉丘吉爾吧，給他發獎是一個錯誤。
三聯生活周刊：有沒有嚴格的規定說評委會成員不能獲“諾獎”？
埃斯普馬克：現在有嚴格規定，我們評委自己不能得獎。不光是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還包括瑞典學院每年頒發的其他獎。我們每年頒發的大小獎項有60多個，我都不能得。不僅如此，我的太太莫妮卡，也至少因此錯過了兩個本應該屬於她的獎項。
三聯生活周刊：“諾獎”評委會主席的身份和你的作家身份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埃斯普馬克：我可以用精神分裂症形容，我作為評委給人評獎和自己寫作簡直是兩個人，但他們和平共存。
三聯生活周刊：怎麼解讀你作品中存在的自傳性質？
埃斯普馬克：在創作一個文學作品的時候當然會有個人經曆在裏麵，但是文學作品有自己的邏輯，不能把這個人不可能說的話放進這個人嘴裏。在描寫曆史故事的時候，實際上是一種轉化，不能寫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個瑞典女作家曾以一個芬蘭籍的瑞典作家為主人公，在小說裏講述了一個憑空想象出的愛情故事，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可以的。
三聯生活周刊：既然是小說為什麼不可以？
埃斯普馬克：寫曆史人物的小說還是要忠實的，小說的人物不能扭曲得不像樣。人物被創造出來，就不能再濫用作家的權利，你要對他忠實，這就好像我們翻譯一首詩歌，瑞典語中“翻譯”那個詞其實是“解釋”，可以解釋，但不能強暴。你所創造出的人物就是你的解釋，但是你不能去強暴他。
我有時候也借人物的聲音表達。在小說中有兩個聲音，既要讓人物發聲，也要借他的口說自己的話，兩個聲音都要存在。要有很客觀的方式，作家會時不時地在作品裏現身，尤其是要表達自己的態度的時候，而這種態度表現在作家怎麼去選擇事件、選擇人物，是在作品的結構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