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要有益於世道人心
——吳萬夫訪談錄
陳勇
作家寫作品，通俗的比喻，就是為自己建造房子，對質量的要求自然就上升一個高度。每個人在建造房子的過程中，技術水準不一，但態度決不能含糊，哪怕是一磚一瓦，也要經過嚴格地挑選，決不能允許瑕疵存在，馬虎不得。
陳勇（中國作協會員，小小說作家網特約評論家，以下簡稱陳）：魯迅棄醫從文，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麵旗幟。你棄醫從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學成就。你棄醫從文的動機與目的何在？
吳萬夫（中國作協會員，以下簡稱吳）：關於棄醫從文這個話題，幾位采訪我的作家、評論家及記者朋友們均涉及過，因為道路選擇的相似性，他們很自然地拿我與魯迅先生作類比。說實話，每當他們提及這個問題，我都有些緊張，很汗顏。魯迅先生是一座豐碑，永遠是我敬仰的大師，拿我與魯迅相提並論，未免會讓我惶惶然（事實上我是沒資格的）。
你要問我棄醫從文的動機和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我從小所處的家庭環境非常艱難，兄弟姊妹多，母親10餘歲時就雙目失明了，父親也長年有病，可謂債台高築，常常是吃了上頓愁下頓，苦不堪言。就是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和經曆，讓我從小就立下誌願，長大了要做一名作家，為我苦難的父老鄉親著書立說，寫出他們的喜怒哀樂。在這一點上，我倒是時常為自己選擇文學而自豪，因為我覺得，文學是表達我心靈的最好一種方式。
人生總是為理想而活著，就像鳥兒牽掛藍天選擇了飛翔。我從小的願望是考上大學，當一名人民教師，站在三尺講台上，為學生傳經布道，解惑授業，覺得做老師是最為神聖的。但因為家庭的原因，我又清醒地認識到，我即使能考上大學，貧窮的家庭也沒法供我上得起大學，我別無選擇。我開始之所以選擇醫學，純粹是出於一種人類最樸素、最本真的願望，那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生存，為了學會一門可供吃飯的技術；但當我真正意識到手術刀隻能解剖肉體，而無法遊走在更多人的精神層麵時，我毅然選擇了棄醫從文。關於這一點，我不想矯情地避諱，我確實是選擇了與魯迅一樣的路子，無論我的選擇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但我的願望是真摯的。雖然我不可能取得大師那樣的皇皇成就，但我會向大師看齊，始終把他們作為我的人生坐標。至於結果如何，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我會像每個人一樣，堅信一個道理：過程是美麗的。
陳：在寫作過程中，你是如何處理小與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歌頌與揭露之間關係的？
吳：你的這幾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要我一下子回答出來，還真有一些難度。如果就你的這些問題一一展開回答，就不是三言兩語的事情了，也不是在“訪談錄”裏輕易就能解決得了的，因為這些問題是每位創作者都會麵對的課題。如果讓我簡單地概括如何處理這些關係，我想作家首先要把握一個“度”字。打開詞典或是在百度搜索，對“度”的解釋多達十幾條：1.計算長短的器具或單位；2.事物所達到的境界；3.哲學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質的數量界限……
俗話說，“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短處，如何處理好“長”與“短”的關係，說穿了還是離不開一個“度”字。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如何處理小與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歌頌與揭露之間的關係，“度”就成了一把檢驗你的藝術水準的標尺。關於描寫二戰的作品很多很多，但美國作家奧萊爾的《在柏林》，用了不足400字，就表達出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其震撼力和衝擊力絕不遜色於任何鴻篇巨製和殘酷的戰爭電影。同樣，一個宏大的題材，當你處理不當，或是缺少了藝術把握和駕馭的能力，寫出的東西少了“內核”，沒有多少實質內容，自然會被別人丟棄一邊的。如何處理“小與大”，也是對每位作家的智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