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士康“連跳”事件為例
傳媒觀察
作者：褚沙舟
【摘要】從2010年1月23日開始至7月20日，富士康的“跳樓”事件令人觸目驚心，其中有很多起跳樓事件是接連發生的，這種由一起自殺事件所引起的在短時間內的複製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維特效應”。在這個大眾傳媒高度發達，人們生存壓力巨大的當今社會，考慮到媒體報道的放大和凸顯作用，要求媒體對自殺事件的報道必須持謹慎態度，不能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忽略媒體自身的職責。
【關鍵詞】維特效應 自殺事件報道 富士康
2010年1月23日，19歲的員工馬向前在富士康南華培訓處的宿舍死亡，調查後結論為“高墜致死”；2010年3月11日9時30分，富士康龍華基地一名20多歲的男性員工在生活區C2宿舍樓5樓墜亡……至2010年7月20日早上6點，又一名18歲的富士康員工從集體宿舍墜樓身亡。一係列的跳樓行為令人觸目驚心，其中有很多起跳樓事件是接連發生的。當然這種現象並不隻體現在該事件之中，比如之前的韓國女星崔真實自殺事件、廣州海珠大橋的跳橋案以及韓國男星樸龍河自殺事件等等，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後均引起大量的效仿者，心理學上把這種由一起自殺事件所引起的在短時間內的重複現象稱之為“維特效應”。1774年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他的著名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講述一個青年因失戀而飲彈自盡的故事。小說發表後，造成極大的轟動，同時也引發了讀者爭相模仿主人公自殺的事件，以致該書在許多國家被禁止出版。從最初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再到當今社會高度發達的大眾傳媒對自殺事件的報道，雖然媒體的參與並沒有直接導致自殺行為的產生，但太過頻繁、細致的報道，無疑會給相同處境的脆弱群體以強烈的心理暗示。
一、維特效應與富士康“連跳”事件報道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斯針對《少年維特之煩惱》所帶來的影響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並提出了自殺模仿現象，即維特效應。他發現自殺事件報道所覆蓋的地區的自殺率在短時間內會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處於相同境地的或是內心痛苦的人們在看到別人的自殺行為之後，會產生強烈的心理暗示，並有可能導致其進行效仿。“摹仿是人從幼時起就具有的自然本性，人比低級動物優越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人是世界上最善於摹仿的存在物，而且人首先就是通過摹仿而學習。”①
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對富士康“跳樓”事件都有連篇累牘的報道，前者以深度見長，後者則以傳播的時效性與廣泛性為優。首先看紙質媒體（這裏選取幾份報紙為代表），關於富士康“跳樓”事件，各大報紙都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報道，並給予大量的評論。《南方周末》於5月13日在其頭版刊登了題為《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的調查性報道，記者潛入富士康針對之前的死者以及工作環境進行了調查，其中對盧新生前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環境有詳細的記錄：“放棄了最喜歡的公共職業：支持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不夠孝順，給父母的錢太少”，“自己活不過當晚”。《合肥晚報》也於5月18日刊登了題為《被機器“劫持” 跳舞“自救”》的文章，詳細報道了深圳、湘潭、長沙三地的員工生活。涉及員工工作環境的艱苦，工作的壓力與強度：“一個班8小時，要做的就是站在機器前，檢查電腦主機箱盒有無瑕疵，一兩秒鍾看一個，不斷簡單機械地重複”；人際關係的冷漠：“丟了門卡在廠裏餓了兩天”等。《東方早報》分別於5月26日刊登了題為《百億稅收下的“孤島”生活》的長篇專題報道，對富士康的經營管理模式、企業文化以及員工“機械化”的生活工作方式進行了報道。以上報道對問題如何解決並未提及，且此時的維特效應已經在富士康員工的心裏蔓延開來。
網絡傳播因其覆蓋麵廣、傳播速度快、信息反饋與更新及時成為廣大受眾獲取和了解信息的首選，但網絡傳播的真實性存疑、“把關人”的缺失以及傳播主體的專業素養不夠等給網絡傳播帶來一定的負麵效應。同時“媒體對自殺原因的探討多以經驗性的、直接的、表麵性的分析為主，停留在現象描述層麵，很少涉及原因背後的深層的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等間接原因”②於是網絡上對此事件出了諸如：“首先，死者都是年輕人。年輕人大都血氣方剛，身上陽氣足”，“上麵說到取魂，這就可能是導致死者死前精神恍惚的原因”等說法，這種毫無根據的猜測在某種程度上會誤導受眾。貓撲網上網友們以各種娛樂的心態大肆討論富士康“跳樓”事件的內幕，眾多網民均抱著看客的心態。
二、富士康“連跳”事件的社會和媒介原因
富士康“連跳”事件的原因是複雜的，這裏僅從社會層麵和媒體“不作為”的角度進行探析。當今社會快速發展，多元文化的融合，不同價值的碰撞，人們相互之間的認同標準發生變化，導致認同感的迷失，人的自我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與他人的標榜。“他把自己緊緊包裹在語言的形式、藝術形象、神話符號以及宗教儀式之中，以致於隻能憑借媒介才能看見或認識事物”，③這表明媒介連接著符號世界，在媒介的放大與凸顯等作用下，現代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被曲解，變得支離破碎，人們往往困惑於“我是誰？”，“我從哪來，要到哪裏去”等問題，沒有合理的認識，便易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以及心理問題。富士康“連跳”中的死者大多是“80後”，這群心懷夢想在大城市不斷打拚的低收入人群，被人們習慣性地稱為第二代農民工，他們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未來生活的期望值很高，但不願被城市“邊緣”化，在主流社會與邊緣社會之間苦苦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