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報道存在明顯歧視偏見傾向的文章。如《時代周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和西弗吉尼亞州：兩礦井災害的故事》中對比中國和美國的礦難報道，其中寫道：“在中國發生礦難是很平常的事，這個救援卻被吹噓成奇跡。在美國，礦難有時被看做一個幾十年前就已經解決的問題。至少25個人死亡就會提醒他們要麵對風險。”這樣露骨的言論顯然帶有明顯的歧視偏見的報道傾向。
四、研究結論
在中國主流媒體的報導中，礦工和家屬沒有抱怨和不滿，隻有感激。但西方媒體就很客觀的引用了一個礦工泄憤的一段話。其實，筆者認為，礦難發生後相關責任人應當馬上站出來公開道歉甚至引咎辭職。而關於礦難發生的原因，應該深入調查，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到除了技術層麵之外深層次的原因，才能有效杜絕類似悲劇再次發生。而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似乎一直規避這個問題，一直將報道重點集中在我國政府快速、高效的救援行動上。王家嶺煤礦背後的中煤集團違規操作，盲目壓縮工期以及混亂的管理模式等問題卻很少被提及。而在礦難發生後，隻有《南方周末》等媒體深入分析了礦難發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相比較而言，西方媒體的報道就比較全麵和客觀。他們肯定了中國的勞動者是智慧和勤勞的，礦工們在井下的團結互助，冷靜沉著，樂觀向上這些精神令人感動。在被困180個小時後生還，實為奇跡。但他們同時也指出中國礦業中存在著建礦井安全生產責任落實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嚴格、隱患排查治理不認真等突出問題。
結語
從總體上看，國內報紙在此次事件的報道中始終弘揚主旋律，發揮出黨報作為黨和國家的“耳目喉舌”的輿論引導和新聞宣傳的作用，其意識形態性主要體現在對黨性原則的堅守上。而西方媒體先入為主的觀念使之總是希望將所謂的“民主、自由”強加於人，其長期的價值培育一方麵形成了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麵，追求刺激、新奇和負麵新聞的價值取向，使這些媒體濫用新聞自由，任意誇大、炒作、鼓吹一些負麵新聞，以期給“異端類”報道對象帶來長期負麵的影響。因此，在此次“王家嶺礦難”事件中，它們便不失時機地設置出新聞報道框架，對我國形象進行扭曲和誤讀，反映出其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及意識形態偏見。
這一切說明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西方媒體憑借其話語霸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權。因此，我們必須把突發公共事件報道的國際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麵通過我們及時、客觀、充分地報道，有效壓縮西方媒體的炒作空間；另一方麵，深入挖掘突發事件處置過程中的積極因素，以抵消和平衡國際負麵輿論，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於此次王家嶺礦難報道中，許多外國媒體大多援引中國官方媒體，如CCTV和人民日報等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所以在媒體塑造國家形象的形式中，本國傳媒構建本國形象的“自塑”是最為關鍵的。
參考文獻
①張克旭、臧海群、韓綱、何婕，《從媒介現實到受眾現實——從框架理論看電視報道我駐南使館被炸事件》【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2）：2-12
②黃敏，《再現的政治：CNN關於西藏暴力事件報道的話語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3）：22-23
（作者：李莉，大連理工大學傳播學研究生；武文穎，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