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紅色中華》中的標語口號，大多文字簡短、通順上口，易於朗讀和識記，而且，根據具體實際不斷變換，以配合當前工作和報紙版麵內容。另一方麵，《紅色中華》中的標語口號多使用祈使句和感歎號，進行呼籲和鼓動，以使讀者從感情上認同標語的內容，並在具體行動中付諸實踐。雖然，在此其中，也有出現少數理論性的語錄，但也是文字短小的節錄，宣傳功能有限。因此，鼓動功能，在標語口號中體現的較為明顯。
2、配合報紙內容
中央蘇區《紅色中華》中的標語口號通常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和報紙內容相配合。這種配合通常分三類：一是，標語口號是本版或者半個版的主題，版麵的具體內容在標語口號的引領下編排。二是，標語口號是一組稿件的總標題，數則稿件/文章在此主題之下形成一組報道。三是，標語口號使用小字號，置於稿件上方，配合稿件的具體內容進行呼籲、號召，增強稿件的感染力。
3、加強傳播效果
利用標語口號進行鼓動、配合報紙內容，其目的在於加強宣傳報道的傳播效果。在閱讀報道內容的同時，報紙的具體文章與標語口號相結合，使讀者處於宣傳、鼓動和信息傳遞的包圍之中，加上標語口號作用於情感的強烈的鼓動性，有利於增強報紙宣傳報道的傳播效果。
4、《紅色中華》中標語口號的傳播效果
以擴大紅軍為例，據不完全統計，中央蘇區在擴紅運動中，僅贛南13個縣（瑞金、興國、寧都、於都、贛縣、會昌、石城、安遠、尋烏、上猶、信豐、崇義、南康），參加紅軍的人數就到33.1萬餘人。⑩僅1933年“紅五月”的動員中，中央蘇區的若幹個縣中就擴大了近二萬的新戰士。⑾
例如，在推銷公債中，1933年6月一個月中，勝利、上杭、興國、長汀、博生、雩都、萬太、建寧、瑞金、永豐、新泉和贛縣十二縣就退還公債104735元。⑿
當然，這些成績的取得不可能完全歸功於《紅色中華》中標語口號的鼓動作用，它是蘇區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紅色中華》中標語口號及其他類型標語所特有的營造氣氛和推動、激勵的作用，卻是難以忽視的。
三、《紅色中華》中標語口號的學理基礎
標語口號的效能和成功，並不是偶然的結果，它有著其立足的學理基礎，這在社會心理學和傳播學中能夠找到相應的依據。
1、無意識的群體
“群體是指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結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而產生相互作用的集體，它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具體單位。”⒀而中央蘇區則是由不同的群體構成的。“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正是這種消失了個性的集體心理，造成了群體的無意識。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群體無疑總是無意識的，但也許就在這種無意識中間，隱藏著它力量強大的秘密。……無意識在我們的所有行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無幾。無意識作為一種仍然不為人知的力量起著作用。”⒁這種群體的無意識，為標語口號發揮效能提供了社會心理上的基礎。
群體的心理特征，容易受傳染和暗示。“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傳染性，其程度足以使個人隨時準備為集體利益犧牲他的個人利益。”⒂所以，標語口號具有極強的召喚、鼓動能力，這種情緒的激動極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蔓延。同時，標語口號對群體而言又有著潛移默化的暗示，期望群體采取或避免標語中所宣示的行為，而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的個人⒃，對於標語中暗示的更容易接受。《紅色中華》的標語口號印於報紙之上，並與報紙的具體內容相配合，更容易在受眾中引起共鳴。
勒龐認為，“群體隻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⒄《紅色中華》中的標語口號以及蘇區其他類型的標語，就利用群體這一心理特征，使用簡短、有力的文字，通過高頻次的出現，來征服接受者，迫使受眾接受。
2、權威的信息發布
傳播學的先驅卡爾·霍夫蘭及其團隊，通過實驗發現，“信源可信度的效果在傳播的時候最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退化”⒅。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也證明，信息性與規範性壓力交織在一起，導致了令人戰栗的服從傾向，即服從權威。⒆
也就是說，權威的信息發布至少會在短期內增強受眾對信息的接受度。《紅色中華》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也是中央蘇區時期唯一的中央政府機關報，是蘇區黨和政府的喉舌，代表黨和政府發言，在信息的發布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同時，《紅色中華》中少數幾條語錄都是出自領導人或黨的決議（見表2），同樣具有極強的權威性。《紅色中華》作為中央機關報的權威性，是保證其標語口號能夠發揮功效的根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