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四種“瘋癲”
聲屏世界
作者：朱述超
【摘 要】本文根據福柯的觀點，就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表現，認為其體現出福柯所歸納的“瘋癲的四種形式”：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絕望情欲的瘋癲；正義懲罰的瘋癲。在泛娛樂化時代，電視綜藝節目的“瘋癲”影響了其自身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綜藝節目 福柯 瘋癲
《瘋癲與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論文，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福柯認為，瘋癲表現出四種形象：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正義懲罰的瘋癲，絕望情欲的瘋癲。回顧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軌跡，從主持人到明星嘉賓，從參與者再到普通觀眾，本文認為其話語表現，娛樂和遊戲的形式，體現了福柯所歸納的“瘋癲的四種形式”。
一、浪漫化的瘋癲
福柯認為“浪漫化的瘋癲”是最重要，也最持久的，瘋癲反映出人類的各種想象力，“甚至最漫無邊際的遐想”。“這些想象是模糊的、騷動的，卻又在一種共同的妄想中奇怪的相互妥協。”①
這與綜藝節目用千奇百怪的創意才能贏取收視率的道理一樣。在綜藝節目中，遊戲的招數或者是遊戲的結果越是出人意料，越是有著超乎尋常的價值，它常常介於真實與非真實之間，滿足著人們的想象空間。
舉例來說，近期在台灣觀眾和在網絡上下載台灣電視節目的內地觀眾中大受歡迎的《全民大悶鍋》，就是這樣一檔真正“出奇製勝”的綜藝節目。《全民大悶鍋》明確打出“解悶救台灣”的口號，讓電視演員模仿政治人物、用出神入化的“模仿秀”和戲謔鬧劇去戲仿台灣政治生活、諷刺政壇現象。現以《全民大悶鍋》節目現場來了解一下這檔節目是如何體現“浪漫化的瘋癲”的：
節目的主題是“花400億救高鐵，花5億打造李安第二……政府錢這樣花，你是爽還是悶？”。在當天的直播現場，演員邰智源扮演的“周玉扣”（戲仿《台灣高峰會》節目主持人周玉蔻）穿著一個大披肩登場了，“她”嫵媚地說：“恩哼，我是扣扣周玉扣，現在看我的節目不容易了，你們隻能聽廣播，要看我主持的節目隻能看這台了。”作為當晚《全民大悶鍋》的主持人，“她”更加嫵媚地搖了搖手，像所有的主持人一樣喊出節目的口號：“解悶救台灣！”全場三聲“解悶救台灣”之後，鏡頭搖到“她”的右手邊——是“被質詢卻沒有辦法站起來的蘇貞昌蘇院長”，郭子乾扮演的“蘇真昌”還是以禿頂示人，揮動著右臂：“大家好，我就是行政院長蘇真昌———衝！衝！衝！”鏡頭切到依舊穿著紅夾克、拿著小教鞭的“李熬”，扮演者唐從聖揮舞著教鞭熟門熟路地開場：“我是李熬李大師，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都偏好男色，但是政治最好不要有顏色，無論你是藍色還是綠色，都要看我的狠角色。”惟妙惟肖的模仿亮相之後，是各路“仿真政界人馬”視演播室為“立法院”，唇槍舌戰你來我往叫罵不休，將嚴肅的政治討論在形式上娛樂化，包袱一個接一個抖開，節目氣氛也節節高升。
“悶鍋”這種“浪漫化的瘋癲”連接了台灣島內輕鬆的娛樂和沉重的政治，打出一張極富想象力和策劃力的王牌，大獲成功——2005年11月播出僅10個月的《全民大悶鍋》就獲得台灣電視金鍾獎最佳綜藝節目獎。
二、狂妄自大的瘋癲
福柯認為，瘋癲的主體“通過虛妄的自戀而與自身認同”，“虛妄的自戀使他將各種自己所缺少的品質、美德或權力賦予自己。”他還認為，“自戀是瘋癲的第一個症狀……在這種虛妄的自戀中，人產生了自己的瘋癲幻想。”②
各種類型的綜藝節目都有一個共同的本性，那就是試圖為自己加冕，為自己建立權威地位，說到底，就是獲得權力。早期《綜藝大觀》類型的綜藝節目以成為“最好”、“最受歡迎”來獲得對嘉賓和觀眾的支配力：比如驅使明星們形成以上《綜藝大觀》為成功的標誌的觀念，支配觀眾“約會收視”、“按時開機”。《超級女聲》等選秀節目賦予自己權力的手段同出一轍，經過超女遍及全國聲勢浩大的“海選”和一兩個幸運兒的出名獲利，一些少男少女把參加超女超男、進入決賽視為實現自我、邁向成功的顛峰體驗，《超級女聲》這樣的選秀節目也就從這些青少年“華山一條道”的成功觀中掌握了自己渴望的權力。
主持人往往是所在節目牟取權力之路上的急先鋒。比如《康熙來了》的主持人小S就屢屢問及來上節目的嘉賓：“崇拜的明星偶像是誰？”，該節目有一個潛在的規則——所有嘉賓都應毫不猶豫的回答：“你呀！”盡管這個問答程序隻能說是節目搞笑的一個小把戲，但小S的確藉此憑借主持人的身份享受了一次有人配合的自戀，而為她提供這樣一個“將各種自己所缺少的品質、美德”賦予自己的機會的正是綜藝娛樂的“瘋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