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絕望情欲的瘋癲
理性時代中人們對情感和欲望的放縱、對自我的寬容，往往也是瘋癲的一種形式。這種瘋癲，在目前的某些綜藝娛樂節目中被放行甚至被放大，形成了飽受評論界詬病的重症之身。與台灣相比，大陸相對正統的文化和娛樂環境使各檔綜藝節目在這個方麵很少出格。
在台灣有“娛樂天王”之稱的吳宗憲主持著一個名為《綜藝最愛憲》的綜藝節目，它的前身《綜藝旗艦》便以諸如“向嘉賓潑餿水”、“用腳踩糞便”等一係列“惡搞”遊戲為噱頭吸引觀眾，而真人“如花”的出現除了將《綜藝旗艦》更名為《綜藝最愛憲》以外，更給了觀眾與吳宗憲一道放縱欲望，戲弄他人，施加惡意的機會。播出短短三周，《綜藝最愛憲》就一度衝上台灣綜藝節目收視榜首。這樣肆無忌憚的放縱作惡與審醜的欲望，竟然形成了集體圍觀的盛況，叫人不得不反思這個媒體的瘋癲時代是否已經蔓延成為一種社會病症？
麵對台灣知識界和婦女界、社工組織代表的抗議，吳宗憲的回答是：“節目要有收視才有工開，所以我們都是提著頭在做事。既然頭都提了，臉也就不需要顧及了。”如果戴上瘋癲的麵具就能獲得作惡與放縱的權力，這的確是一個娛樂瘋癲的時代。
四、正義懲罰的瘋癲
在綜藝節目的競賽環節特別是肢體遊戲中，懲罰與獎勵往往是同時出現的，答錯題目或者競爭失敗的參與者會遭到節目預定程序的“修理”，早期綜藝節目中常見的有被強氣流轟頂、被砸蛋糕、被噴水等把戲，近期的綜藝節目的遊戲懲罰則發展得越來越殘酷越來越離奇，如江蘇衛視《非常周末》節目中有一個遊戲環節，要求選手和主持人站成一排接力唱歌，每人所唱的歌中必須帶有數字，然後把手中的“地雷”（節目中的道具，類似擊鼓傳花遊戲中的花朵）傳給下一個人，如果在手中的時間太長，“地雷”就會冒火花，唱不出歌的人就要接受懲罰，要去坐“電椅”。 “電椅”的電壓並不是220伏，但不幸的選手依然被電得麵部表情扭曲，而且可以看到在電流通過人身體的那一瞬間，在電椅的下邊冒出了電火花。這些懲罰與獎勵一道，屬於遊戲既定規則的一部分，在相對封閉的節目現場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遊戲空間。另外一些時候失敗者或表現不佳者會遭到節目主持人或者評委明確的批評甚至是羞辱等語言懲罰，這種情況在選秀節目中表現最為集中和直接，除了評委能直接對選手進行語言懲罰以外，選秀節目開放空間讓場外觀眾也能夠通過即時通訊工具發表對選手的看法，拓寬了懲罰的來源。
如果說觀眾進行肆意批評甚至語言攻擊是因為他們並不與主持人和參賽者處於同一物理空間、不受人際交流壓力的影響的話，那麼評委作為節目現場的另一表演主體，他們的語言表現將最直接的與現場選手進行麵對麵互動，這時候，評委的點評語言就不僅僅是個人意願的表達，也是節目立場的組成部分了。令人擔憂的是，出於製造高收視率的需要，有的評委的“麻辣點評”已經開始漸漸漫出邊際，轉化為人身攻擊而成為電視文化的羞恥了。廣電總局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參與、主辦或播出全國性或跨省（區、市）賽事等活動管理的通知》中明確規定，“評委點評要實事求是、積極健康、平等善意，不搞不切實際的吹捧，不搞令參賽選手難堪的責難，不以非理性的褒貶來取代知識性的引導。”③在這種背景下 “毒舌”評委仍然頻頻製造出格的語言懲罰就更顯得過頭和不可理解。
分析“麻辣點評製造高收視率”背後的原因，筆者認為評委的麻辣語言和砸蛋糕一樣，作為對失敗者的懲罰帶給觀眾虛擬想象的執行快感，能夠使某些觀眾潛意識中的自卑、恐懼等心理壓抑得到釋放和宣泄，從電視經營的角度來講，就是高收視率的保證。
福柯認為瘋癲能夠“懲罰頭腦混亂的同時還懲罰心靈混亂……通過懲罰本身而揭示出真理”，④那麼可以認為，在綜藝節目中真理就是快樂，如果參與者的失敗和對失敗的懲罰能帶給觀眾快樂，那麼正義就得到了彰顯，一切存在似乎都成為合理。在任由娛樂至上的媒體時代占據我們思維的時候，理性和人性中的美好與寬容都被迫讓位給了瘋癲。
結語
特定時代的瘋癲有啟蒙與革命的正麵意義，福柯對瘋癲一直不乏正麵的論述，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也從另一側麵書寫了狂歡與瘋癲特有的主體解放與民主啟蒙功效，但他們的論述都或多或少地指向宗教與政治專製，具有特定的曆史與文化語境。當代綜藝電視節目中的瘋癲標示了人的感性存在，是對僵硬與機械的日常生活的反抗，是不斷累積的不良情緒的宣泄。但他們失卻了福柯或巴赫金式瘋癲話語中的人文情懷，成為一種沒有理想的瘋癲。於是，當代社會的瘋癲頻頻突破藝術或道德的界限，成為一種隻破壞不建設的顛覆性力量。
責編：葉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