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媒介對公共話語空間的影響
傳媒e時代
作者：宮玉 倪朦
【摘 要】在新媒體環境下，手機、互聯網、便攜式DV的普及，使得受眾有多種渠道加入到信息的傳播中，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被打破，專業傳媒機構的權威地位被動搖，傳播平台的多元化，為受眾帶來了日益開放的話語空間。
【關鍵詞】新媒介 話語空間
一、傳播媒介的發展階段
從人類社會誕生伊始，信息傳播活動就如影隨形地貫穿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曆史。從傳播媒介的角度看，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大致經曆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口語傳播，人類通過最基本的聲音語言、肢體語言進行小範圍的傳播活動。這種傳播活動的最大特點是人與人之間直接進行互動，在時間、空間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既難以進行大範圍的傳播，也難以進行長時間的傳播。第二個階段是在人類實踐活動過程中創造出抽象的符號後以文字符號為主要媒介的傳播。這種傳播較之於之前的口語傳播更具有廣泛性與持久性。第三個階段是以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普及為前提的，圖像、文字信息得以被批量的複製、大範圍的傳播，並且長久地保存下來。第四個階段是以攝像技術等發明為背景的，並且融合了多種符號的階段。人類利用影像技術再現社會現實，並以此為媒介進行廣泛地傳播。第五階段是以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為中心的。人類利用數字技術複製、加工、創造信息，通過互聯網進行迅速的、全球化的信息傳播活動。
可見，信息傳播活動與媒介的發展變化是息息相關的。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媒介即信息”。雖然過於偏頗，但卻表明了媒介技術對信息傳播活動的深遠影響。同時，媒介技術對信息傳播活動的影響是多方麵的，本文主要探討媒介技術對話語層麵的影響。
二、新媒介對公眾話語空間的影響
波林·羅斯諾在《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中指出“話語”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①而“話語權”，通俗地說就是能說話的權利，即以圖像、文字、語言符號為中介對輿論進行控製的權利。話語權具有社會曆史性，是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信息傳播活動的發展而產生的。葛西蘭指出“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在這裏，他將話語與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形成話語權。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話語作為一種中介是個人之間、階層之間進行互動的重要工具。而掌握話語權的往往是占統治地位的一方，他們決定了社會文化與輿論的走向，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文明的走向。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曆史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們：話語並不是轉化成語言的鬥爭或統治係統，它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利，人們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利。”話語權既是鬥爭的結果，也是鬥爭的工具，又是鬥爭緣由。掌握話語權的一方就擁有說話的權利，他們利用話語權為自己謀得利益並繼續鞏固其社會地位。
傳統意義上，掌握話語權的往往是統治階級，他們利用既得利益，通過思想枷鎖、嚴酷刑罰、軍隊等扼殺公眾的話語權，統治階級所發出的聲音即是正確的、不可置疑的。然而，隨著民主政治的推進，隨著專業化媒介組織的出現，這種情形變得更加複雜而隱秘。掌握話語權的一方開始巧妙地利用專業化的媒介組織來表達他們的立場。而媒介組織在這裏既擔任了傳播者的角色，又充當了中介的角色。媒體應該報道什麼，媒體如何引導輿論走向，這一切都在統治階級的控製之中。公眾開始依靠專業化的媒介機構獲得外界的信息，但是缺乏有效的渠道進行話語的討論，公眾“說話”的機會是有限的。久而久之，公眾往往選擇被動的噤聲，這隻是無奈的選擇。公眾想要發出聲音，但是在專業化傳媒機構壟斷的背景下，他們沒有合適的平台說出屬於他們的想法。在新媒體時代，新媒體為公眾提供了平台，公眾逐漸從被動變為主動，他們主動的選擇媒介，進而打破專業化傳媒機構長期的壟斷地位，帶來日益開放的話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