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特點。從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特點來研究，文章一般從正反兩方麵來論述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優勢和不足。
南京師範大學影視係碩士李建華的《20世紀90年代獨立製作紀錄片的特點》，總結了20世紀90年代獨立製作紀錄片的特點：一、為弱勢群體呐喊；二、可貴的自由意識；三、色調灰暗，氣息凝重；四、粗糙不節製，組織零散。
（2）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敘事模式及美學形態。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博士羅顯勇的《從“上帝之聲”到“自我指涉”的內心之語——淺談20世紀90年代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敘事模式及缺憾》一文中提出：中國獨立紀錄片作者在拍片之初呈現出一種遊離於體製邊緣的激進狀態，並借鑒“真實電影”或“直接電影”的敘事模式來對抗主流專題片中權威的“上帝之聲”。然而，獨立紀錄片作者“主體性”的缺失以及過度依賴拍攝客體的“言說”卻讓獨立紀錄片麵臨著自身不可避免的缺憾。經過自我反省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表現出對“回到自身”的渴望以及對“個人化的寫作、自由表現”的訴求。獨立紀錄片呈現出多樣化、多聲部的發展態勢。中國紀錄片的聲音也由“上帝之聲”演變為一種“自我指涉”的內心獨白。
北京電影學院博士王小魯的文章《中國獨立紀錄片：漲破軀殼的成長》，對獨立紀錄片2000年以後的創作形態進行把握，創作形態包括美學形態（真實性）和敘事模式（直接電影模式）。文章將獨立紀錄片的創作形態共分為四類：“真實電影”：這是中國獨立紀錄片20年創作的主要部分；“遊民電影”：中國獨立紀錄片作者有很大一部分是“遊民”，是從體製中出走的人，以遊民身份召喚這些遊民狀態，其召喚出來的情境尤其真實和酷烈。“靜觀電影”：王小魯所定義的“不純粹的‘直接電影’”。指出了中國人對直接電影模式熱衷的兩個原因：積極方麵，對專題片模式的一種反抗；消極方麵，對現實的過分敬畏及藝術構想上的不自信。“主體漸顯”：創作者不僅積極使用素材，還非常自信地展示自我。這種分法沒有主觀上孰優孰劣的的價值判斷，更多的是對“直接電影”這一敘事模式進行質疑和反思。
另外一篇涉及“直接電影”模式的文章是《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契約精神》。文章提到了“後直接電影時代”，認為這是對“直接電影時代”傳統的一種群體性意識的超越。文章對“直接電影時代”這個傳統進行了重估。20世紀90年代中國紀錄片作者借鑒西方直接電影流派，並在後來逐漸具備了自己的文化氣質。這在王小魯的《主體漸顯》和《何以真實？何謂真實？》這兩篇文章中得到論述：直接電影是一種靜觀電影，這種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度契合。它的確與中國的民族文化有一種親和力……文章在結尾中指出，靜觀電影的導演們行動性和介入性雖然不強，但是認真傾聽了現實與素材的聲音，從客體與心靈的真誠交會中生發出創作的力量，這與羅顯勇先生的觀點有所不同。
4、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環境
（1）國內社會環境。四川大學藝術學院鄭逸歡的《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探析》，文章著重指出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矛盾的現實境遇，分別是“激情與粗糙並在”；“希望與失落同在”；“決絕與曖昧並存”。
暨南大學李倩的《遊走在體製邊緣的艱難生存—關於中國獨立紀錄片生存境遇的思考》提出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突破現實困境之策：“突破題材與個人話語的桎梏”；“完善流通、發行、評價體係”；“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
（2）國外社會環境。彭佩的《西方研究視野中的中國獨立電影回顧與反思》一文對二十年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獨立電影的研究概況進行梳理，總結西方研究者定位中國獨立電影有三重框架，分別是突破“集權政治禁錮”、反映“後社會主義現實”圖景和印證“西方身份政治理論”三種模式。恰恰是這些異域眼光和接受方式，使得獨立電影成為一種窺探與凝視、貶損與追捧的中國文化物象。
5、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現狀的反思和質疑
此方麵研究集中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的第三階段，即1999年以來，伴隨DV數碼技術的出現，中國獨立記錄片創作隊伍蓬勃擴張。一方麵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注入新鮮的血液；另一方麵由於作者的非專業化而導致其作品存在著各種問題。
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薑娟的《在潮起潮落之間—獨立紀錄片的反思》指出了由於缺乏基本影視專業知識的訓練和對紀錄片基本概念的認知以及正確的引導，這些作品存在著各種問題：其一，題材的拘囿；其二，對西方話語的被動或主動貼近；其三，忽略了觀感的“自說自話”；其四，倫理道德的挑戰。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