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經濟體製的有效建立，極大的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了國民經濟，增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取得了經濟改革的豐碩成果。借鑒新自由主義理論下的“放鬆政府管製”，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後進行了旨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提出建立“有限政府”“服務性政府”，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放開了對非關係國計民生經濟領域的政府管製，以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角色在經過調整之後，其職能在具體實踐中也有重大的改變。而此時的國家（也就是在具體政策實施中的政府）不是直接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規製或管製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積極國家”。“國家不再是消極國家，而是積極國家。這是構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原則的體現可能就在於政府對於福利國家政策的重視，對社會弱勢群體、邊緣人群的關注以及對社會各群體利益表達機製的暢通。
2、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確認，“個人的自由和努力始終都是社會、集體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其所堅持的個人主義“不是利已主義，不排斥集體和社會，而是強調個人權力至上，以個人為本位，個人先於集體、高於集體，個人是最終的價值體現”。新自由主義理論所主張的個人主義，依托於市場經濟加快了個人意識的覺醒、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以及強化了個人訴求的表達意願。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這些主張也與市民社會的發展要求不謀而合，在其理論指導下所製定的政策，有力地擴展了市民社會的自治空間。比如經濟的市場化減少了國家的幹預，擴大了市民社會空間，導致國家承認和肯定個人的正當權利，培養了個人的主體意識，塑造了市民社會世俗化和個體化的意識形態，孕育了市民社會以社團組織為根基的自治體製，促進了適合於市民社會的法律理念和製度的形成。因此，有學者指出，市場是公民社會獨立於國家而自治的經濟基礎。破壞市場就意味著破壞公民社會。加之經濟的私有化使得社會獲得了更多的可支配資源，也促進了各類社會團體的興起，使得它們擁有更大的力量去從事自治、維權及監督國家權力的運行。
3、新自由主義對於城市發展帶來的挑戰
現代經濟製度與城市密切相連，這不僅體現在個人能夠依托市場通過資源交換，獲得獨立生活來源，從而獲得經濟上的自主；同時也能夠使自由的個人為安排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而結成自願組合。而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也應該是按照合理性的現代契約和遵循法治理念來組織運作的。但是，今天的全球化，正如法國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塞阿所說，有兩種：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即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另一種是公民世界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本質上是維護國際壟斷大資產階級利益和西方發達國家對廣大日益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與壓迫，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雖然，公民世界的全球化也促進了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公民意識的覺醒，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經濟全球化加之各種經濟體的建立，以及對自由貿易的鼓勵和對市場的能力的自信，這都極大的促進了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循環和影響，而其結果也絕不可能使世界經濟變成一個自由競爭的體係，卻隻會加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同樣，這對於處於全球化趨勢中的城市的發展也必然會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因資本集中帶來的城市發展不平衡、城市內部貧富差距拉大和由此所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