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媒介技術（傳播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任何社會關係的變動歸根到底都是人類需求的變化。每一種新媒介形式的誕生，都是因為現有的媒介不能滿足人類當下的傳播需求而產生的。“早先形式的性能達到巔峰時，就會出現新穎的對立形式”⑩。當一種舊的媒介形式之性能達到巔峰時，它對信息生產的推動作用就會急轉直下，於是另一種更適於信息傳播和價值釋放的新媒介隨之誕生。
對此，保羅·萊文森在《數字麥克盧漢》一書中提出了“補救性媒介”理論和“人性化趨勢”的演化理論。他指出，一切媒介都是“補救性媒介”，補救過去媒介之不足，使媒介更具人性化。在媒介演化中，人有兩個目的或動機：一是滿足渴望和幻想，即“我們借助發明媒介來拓展傳播，使之超越耳聞目睹的生物極限，以此滿足我們幻想中的渴求；二是彌補失去的東西，“整個媒介演化進程都可以看成是補救措施。因此，互聯網可以看成是補救性媒介的補救性媒介，因為它是對報紙、書籍、電台和電話等媒介的改進。”⑾
媒介的發展是要不斷滿足人類社會關係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需求，這是媒介發展的根本動力。新媒介、新技術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也在變革著社會關係，而變革社會關係，又是在促進和創造新的需求，這是相輔相成的⑿。
三、我們的困境——理性能否戰勝貪婪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本是自然界眾多生物中極其普通的一員，但擁有了一種支配萬物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何而來呢？簡言之，是從人在理性的支配下所創造的工具中獲得的，也就是從技術中獲得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技術使人類實現了從動物到人的提升。
但是，人的理性真的靠得住嗎？人類身上所具有“動物精神”能被有效控製嗎？人類為什麼保有“動物精神”，進化直到現代文明階段而仍威力巨大？所謂“動物精神”，是指人們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計算”。決策尤其是關鍵的決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做出的。信息完整或信息對稱的情形通常不存在，隻是人們一廂情願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⒀事實上，決定人類命運的戰爭和決定人類福祉的創造開發的動力多半來自“動物精神”的範疇。比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行，就是一種憑信念的冒險進取。然而，“動物精神”帶來並不全是碩果累累，現代科技對人類發展的負麵作用已表現在諸多方麵，這是人類無法抑製自身“動物精神”的體現。以環境問題為例，我們知道，人類正麵臨著極為嚴峻的生態危機，它已構成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嚴重威脅。這一危機的形成，固然有深刻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背景，但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所附帶的負麵作用，無疑是重要因素。首先是科技發展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造成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的嚴重後果。其次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生物多樣性正遭受嚴重破壞。
技術進步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服務的初衷，也是其最高目的；但僅僅靠人的理性似乎無法抑製技術的負麵效應，而現實正朝向技術悲觀主義者所描繪的方向演進。人們關注對自然界的改造利用和控製，而不太在意對自然界平衡的保護；關注對物質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不太在意對人的精神生活和價值世界的追問；關注科學技術的工具價值，而不關心其應用的後果及其給人類帶來的影響。
如果隻將技術當作一種實用性的工具和手段，那麼它既可以用作善的力量來服務於人類社會，也可以作為一種惡的力量被人們用於惡的目的。人類的發展是一個持續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和諧的過程。過分強調對自然的控製和征服，將會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和持續發展。技術本質上是實現人的基本價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們不能將手段當作目的，陷入異化之中。媒介的發展也是同樣道理，技術進步決定著媒介的形式，人卻不能成為技術的奴隸，而要做新媒介技術的主人。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傳播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