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依法治國”成就大唐盛世
曆史
作者：李滿星
唐太宗李世民執政21年，之所以被譽為貞觀之治，最根本的是堅持依法治國。李世民頂層設計、修訂完善《貞觀律》，同時編定令、式、格，建立了完備的法規體係，律令天下；後狠抓“關鍵少數”，落實法製。初唐社會，從被稱為“天可汗”的皇帝到皇親貴戚，從位極人臣的高官到最底層的胥吏，從太子黨到官二代，從豪強權貴到升鬥小民，皆以低調做人、謹慎敬業為榮，不敢以身試法。官風帶動民風，民風帶動世風。整個社會正氣充盈，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人們，和睦相處，終成後代華夏子孫夢想穿越的大唐盛世。
一、修法立規，律令天下
李世民自幼樹立“匡定家國”大誌，熟讀史書，有鑒於秦、隋二世而亡教訓，感歎道：“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他繼位後，在貞觀初年正月就著手修訂完善法律法規，奠定依法治國根基。
首先，走“群眾路線”，展開一場立國、立政、立法關係大討論，確立立法指導思想。
曆朝曆代，立法寬與嚴，都是朝野上下爭論的焦點。為集思廣益，明辨是非，李世民在貞觀初年開展一場群臣大討論。破舊立新之際，爭論自然也很激烈。在隋為官親眼看到朝政漸腐終至潰敗的封德彝，時任尚書右仆射，在這次大討論中，主張威刑嚴法，以肅天下；而魏徴、房玄齡等人，則明確主張慎刑寬法，指出：“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一代明君李世民審時度勢，對魏徴、房玄齡二位重臣的建議，“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甚”。這次大討論，不僅統一了群臣思想，確立了“仁本刑末”、“禮法合一”的立法指導思想，且在儒林士族和戎狄等外族中，引起廣泛敬重和好評。後來，唐太宗曾回憶說：“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致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其次，重視法律條文的“劃一”，反複強調“用法務在寬簡”的立法原則。
在修訂法律時，一代英主確定了法律條文“劃一”的原則，是為了防止司法官員利用法律條文的漏洞來營私舞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必須審定，以為永式。”可以說，確保法律條文的穩定性，目的還是從最壞處做預案，讓奸詐之徒無可趁之機，防止作奸犯科，保證法律的公正性。貞觀十年（636年），李世民再次對臣下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他進而指出其後果，則是“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若違，吏得以為奸”。隨後，他還反複叮嚀說：“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其言諄諄，其語切切，是為了確保法律雖百疏而無一漏，不會被宵小之徒鑽空子。當然，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時，李世民也允許對法律條文做適當的修訂。縱觀整個唐代，《貞觀律》修訂完善定型後，後世雖有數次修改，但幅度均很小。
至於要求立法之寬簡，李世民在製定法律法規之初、中途以及即將完稿時，也是多次反複強調。早在貞觀初年，他就對臣下強調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其本意，自然是敬畏生命，體恤百姓，以民為本。隨後，還用比喻來形象說明為何立法要寬簡：“古人雲：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看得出，一代英主對司法官員審案寧左勿右之心態，何其熟悉！他要求立法寬簡，一個重要原因，還有防止急功近利的官員為了政績，不惜嚴刑審判造成冤獄的因素。
正是本著立法寬簡的原則，修訂頒布的《貞觀律》和號稱寬簡的隋代《開皇律》相比較，慎刑之處很多：“減大辟者九十二條。”即廢除了砍頭的死刑條目多達九十二條。整個《貞觀律》中的死刑，“比古死刑，殆減其半”。至於“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記”。可見，李世民立法之寬簡的原則，在《貞觀律》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貫徹。
第三，不僅修訂《貞觀律》，還編定令、式、格，建立健全了完備的法律法規體係。
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在開始編修《貞觀律》的同時，還編修《貞觀令》《貞觀式》《貞觀格》。《新唐書·刑法誌》說：“令者……國家之製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可以看出，令、式、格，從國家基本製度、機構設置、官吏職責，到行政程序、公文遞送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和律一樣，成為唐朝法規的四種基本形式，相互配合與補充，構成了完備法律體係。
《貞觀律》從貞觀元年開始修訂，曆經十年始成，共有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637年）正月在全國頒發執行，後世稱其為《唐律》。此外還編定頒布《貞觀令》三十卷，《貞觀式》二十卷，《貞觀格》十八卷。
《貞觀律》及同時編定令、式、格，編定頒布實施，不僅為全麵推行依法治國奠定堅實基礎，且為形成大唐盛世的助推器；更是標誌著中華文明特別是中華法製文明走向成熟，近1300年來，被譽為“中華法係”。
二、率先垂範，抓“關鍵少數”
作為一代英主，李世民幼年和少年時代生活在民間，隋末起事後不僅帶兵打過仗，且在唐立國時任秦王和尚書令，有著豐富的從政經驗，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矛盾尖銳化，皇親貴戚、豪強世族和老臣新貴之間各種利益糾結錯綜複雜的局麵，有著清醒認識。他切身意識到一分法律、九分落實，要全麵推行依法治國，就要抓實再抓實。
首先，率先垂範，抓住皇親貴戚、豪強世族這些“關鍵少數”，確保依法治國順利推行。
唐太宗注重帶頭守法，並不時反思，提醒自己，克製自己的感情，避免用自己的主觀意誌來取代法律。他說：“君不約己而禁人為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濁，撓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他認為，皇帝如果守法，則群臣就會效法。而如果生殺任憑喜怒，無辜者冤死，最終將導致天下大亂，國家敗亡。貞觀四年（630年），太宗發現自己所頒詔敕與律令相違時，指示臣下對此類詔敕不得順旨施行，必須上奏，另作定奪。後來，還在《唐律》第486條明文規定：“諸製敕斷罪，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也就是說，皇帝發布敕令判案定罪，以及臨時的處置，不能成為常法，更不能成為後麵判案的根據。如果援引敕令判案，造成過重或者過輕，以故意過失論處。這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法大於權，不能用皇帝的敕令來改變法律規定。
在貞觀十一年（637年），恰是《貞觀律》頒布那一年，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便因貪贓入獄。此人曾追隨秦王李世民，屢建奇功，且在貞觀年間為守邊名將，多次大敗突厥軍，還為西滅吐穀渾立下功勞，功勳堪比漢朝衛青和霍去病。再說其人儒雅好德，頗為好學，敬慕賢士，從不以勢淩人。在唐初宗室之中，隻有他和河間郡王李孝恭最受時人的稱讚。李道宗自然也頗受李世民器重，後輾轉官拜大理卿、刑部尚書、禮部尚書，位尊副國級。可就是對這個功高德昭的至親，唐太宗也不網開一麵，堅決依法判決。他十分痛心惋惜地說：“朕擁有四海之富，士馬如林，如使車轍之跡周遍天下，遊觀而不止息，采取絕域之奇玩，海外之珍饈，難道不能得到嗎？隻因勞累民眾而自我作樂，因而不為。人心不知滿足，應當以義加以節製。如今道宗已封王爵，稟賜甚多而貪求不止，豈不令人鄙棄！”於是罷免李道宗的官職，削其封邑，僅僅以郡王身份歸家。有鑒於此教訓，就在此年，唐太宗將魏徴的建議“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升為國家的意誌，製定了一些約束皇親貴戚權、貴豪強恣意橫行收受賄賂的律文，納入頒行《唐律》：“因官人之威，挾持形勢，及鄉閭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財物者，累倍所乞之財，坐贓論減一等。”即各級官員和各地豪強權貴，索賄受賄，以坐贓論罪，所受財物加倍罰沒入國庫，且為官的降官級一級，王公所享受待遇降一個等級。此處罰可謂不能不說不重，不僅對皇親貴戚和各級官員產生很強的威懾力，且在豪強世族中產生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