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奉公守法、胡作非為的龍子龍孫，李世民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貞觀十七年（643年）四月，將謀反的太子李承乾廢掉。後來將常常無理毆打其分封地縣令、任意踐踏莊稼不顧農時田獵第六子李愔，依然按照法律處置，食邑減半，並貶至偏遠貧瘠之地。他常以此為例教訓其他幾個兒子。
全麵推行依法治國10多年後，收到顯著成效，出現了“製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的局麵。即分封各地為王的龍子龍孫這些太子黨和王公大臣、皇親貴戚的子弟，權貴豪強這些富一代富二代，都畏懼法律低調低調再低調，不敢仗勢欺人，為非作歹。
第二，依法治吏，有令必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營造清正廉潔的官場氛圍。
依法治吏，營造清正官場氛圍，是實現大唐盛世的關鍵。李世民多次強調：官吏違法犯罪，不能有所姑息，“應斷於律”。即按照《貞觀律》有關條款予以處罰。《貞觀律》中的《職官令》和《職製》，對政府機構、官員的設置和配備，作了明確規定，違反的就要進行懲處。《職製》五十九條，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條文，後世編的《唐律疏議》解釋篇名的含義說：“言職司法製，備在此篇。”該條列有：置官過限及不應置而置、貢舉非其人、上書奏事誤等罪名。對“置官過限”的處罰規定是：“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這在那個年代，可是比較重的處罰，足以讓對超編負有責任的官員身敗名裂！也避免了精簡機構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還膨脹”的怪圈。如此從最壞處著想釜底抽薪追究到一把手的防範舉措，其目的自然是為了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公正性，使朝廷不失信於民，達到治世。《職製》還對各級官員以及吏佐的職責以及獎懲等，規定十分詳細明確。如：刺史、縣令非因公事不得擅自離開為官管轄的地區，私自出界就是犯罪。這就不僅杜絕了“走讀”官員之懶政惰政，且避免了官員拜山頭、拉山頭，形成幫派勢力，尾大不掉，威脅朝廷的怪圈。同時，對於行政官吏的非職務性犯罪，職製律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為避免政法官員急功近利、刑訊逼供，造成冤獄冤案或辦人情案，《貞觀律》還對斷案審訊等作了具體規定，凡斷獄允當者，予以獎勵，而違法的要受到處分。太宗曾下詔，“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審訊“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如果法官違法進行“拷訊”，處“杖六十”的處分。此外，還規定對法官濫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懲處，等等。
為了杜絕官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保護忠誠正直的官員，《貞觀律》還有“誣告反坐”的條文。早在貞觀初年，唐太宗曾對臣下說：“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他舉例說，輔助楊堅成就霸業建立隋朝的高穎，後還協助隋文帝處理朝政20餘年，天下才安寧。但是，楊堅居然聽信婦人之言，將高穎排斥，後來竟然被隋煬帝所殺，“刑政由是壞”。唐太宗以此為教訓，為杜絕“讒佞之徒”，以除“國之蟊賊”，保護正直官員為國盡忠沒有後顧之憂，堅決將“誣告反坐”入法。
第三，對官方及民間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等方麵都進行了明確的規範，淨化社會風氣。
《貞觀律》以及後世《唐律疏議》，不僅規範國家的兵役製度、土地製度等，還對官方以及民間的祭祀活動、婚姻製度、養老製度乃至政府對市場監管等，都作了明確規定。
唐代祭祀活動很多，不僅天、地、宗廟、社稷，要按期祭祀，且日月、星辰、名山大川，都要祭祀。《貞觀律》以及《唐律疏議》中規定，大凡各種祭祀活動，都有一套嚴謹的程序，不僅事先要申請，到時參加人員要齋戒，且祭祀還按規模分大、中、小三等，規格各不相同。負責祭祀的官員，都要按程序和規格行事，否則便是犯罪。後世學人在疏議序裏注：“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乘之則過，除之即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
對於管理商業市場，《唐律》專門有一條規定了“市令”的職責；《雜律》還對加工出售偽劣商品的有一條規定：“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屑，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律文明確了對出售粗製濫造商品的製造者、銷售者都要懲罰。
李世民強調“以孝治天下”，其核心是老有所養。《貞觀律》以及《唐律疏議》規定了一係列措施尊老養老，引導匡正社會風氣。如皇帝的“賜杖”，是包括物質待遇的，或者給老人授官職，僅僅享受待遇，並不履行責任。賦役製度中規定，家有年齡80歲的老人，國家給“侍丁”一人；90歲，則給侍丁二人；百歲則給侍丁三人。擁有侍丁身份，則不用再為國家服兵役和徭役。為了防止兒孫分家單過不贍養健在的父母老人，法律不僅嚴厲禁止，政府還發布命令：如果一家之內有十丁，其中兩丁放免“征行賦役”，如果有五丁，則放免一丁。這樣，平民百姓為了享受國家政策利益就會“同籍共居”，社會風氣漸漸好轉。
三、加強監督，促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