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終極意義上說，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之關鍵。李世民曾任尚書令，深切體會到作為權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談話語決策行事，常常產生偏頗和失誤，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故頂層設計，發揮精良團隊作用，確保司法公正。
首先，選用清正剛直的頂尖專業人才，確保司法公正。
李世民特別看重官員正直忠誠的品德。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群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大理少卿（審判機關大理寺的副長官）位置空缺出來，唐太宗說：“大理，人命所係。戴胄為官清直，正是擔當這個職務的人。”此人原為隋朝的小吏，以“明習律令，尤曉文簿（善於處理公文）”著稱。後來在武牢關戰役中被唐軍俘虜。李世民很重視這個人才，把他召到自己的秦王府裏當“士曹參軍”（負責人事的輔佐官職）。可是戴胄上任大理寺少卿不久，就和李世民產生了激烈衝突。原來，唐朝允許前隋朝官員可以到朝廷吏部來參加選官，參照隋朝時的官職品級，授予官職。料想不到，居然有很多前朝官員偽造履曆，提高自己在隋朝時的官職品級。唐太宗為此很惱火，下詔規定：已經通過偽造履曆獲得官職的官員都必須自首；不自首而被揭發出來的，要處死刑。正好有個溫州司戶參軍（州政府中負責財政事務的官員）柳雄被人揭發是偽造了隋朝任職的品級，唐太宗特意下詔要柳雄自首，明確說再不自首的，就處死刑。可柳雄還存一絲僥幸，仍然堅決不承認。唐太宗把柳雄交給大理寺去審問，幾次審下來，柳雄承認自己確實偽造了履曆。戴胄去向唐太宗彙報，說是已經查明柳雄的罪狀，按照法律，應該判處徒刑。唐太宗大怒，說：“我已經判處好了，隻應死刑！”幾經辯論，唐太宗被他的話所感動，最終還是接受了戴胄的意見，並且向群臣宣告：“戴胄能夠為我這樣嚴守法律，難道還會有冤死的人嗎？”
正是所用得人，戴胄任職後，在審理案件中，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既不辦人情案枉法，也不急功近利苛法。對唐太宗駁回之案件，他依然秉性不改，在朝廷上敢於冒犯龍顏諫爭，堅稱依法判決。每逢爭論，戴胄都詳細條分縷析判決所依據的法律條文，並且嚴密推論，越是激烈，越是言若泉湧。唐太宗也愈發對他放心，更為敬重。
其次，推行“三法司”製，建立相互製約、互相監督司法體係。
李世民告誡官員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一代英主明晰人性的弱點，審時度勢，充分發揮精良團隊作用，頂層設計，架構相互製約、互相監督機製，落實依法治國。
在唐代，大理寺、刑部和禦史台，又稱“三法司”，分別負責行使審判、複核和監察等項司法職能。大理寺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的案件，被判處徒流以下的，則駁令原機關重審，或進行複判；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則移交大理寺重審。禦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三法司”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同時又互相監督，彼此製約，有利於司法效能的充分發揮和皇帝對司法權的控製。一旦遇到全國性的重大疑難案件，則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和禦史台禦史共同審理。這種由“三法司”主要長官會審重大疑難案件的製度，稱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難案件不能審斷，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則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員前往當地審理，稱為“小三司推事”。在地方，司法審級與地方行政區劃一致，分為州、縣兩級，司法事務的管理仍沿襲舊製，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州有刺史，縣有縣令，京都長安設置京兆府，分別負責審理本轄區的刑、民案件。
正是建立“三法司”製，各級司法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急功近利苛法和貪贓枉法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
第三，加強教育，建立常態化巡察製度，做到賞罰分明。
貞觀四年（630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歡樂。古人雲：‘賢者多財損其誌，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此言可謂洞悉為官做宰者的致命之處，李世民將全國分為十道，即十個監察區劃。根據需要，中央可以隨時派官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員的善惡，並根據其政績加以謫升。
李世民“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他本人還常對各級司法機關判決囚犯的情況進行審錄，以防冤獄。這如其所言：“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
經過全力推行依法治國，貞觀之治終於形成，“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大唐帝國成為世界各國仁人誌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他們慕名漂洋過海翻山越嶺而來，在親眼看到大唐帝國高度文明和繁榮之後，認為自己的國家猶如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好多人就不想回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教授卡林頓·古德裏奇在《中國人簡史》中感歎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更有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國，敬仰大唐高度文明，派留學生學習大唐的法律製度和治理模式，甚至在朝為官見習曆練，後將大唐法律文明學習傳回借鑒治理他們的國家，促進了東亞文明。
近1300年來，《貞觀律》及同時編定令、式、格，不愧被譽為“中華法係”，和羅馬法、拿破侖民法典鼎立，成為三部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法典，其治理模式，至今受到世界各國學者尊崇。
作者單位：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
責任編輯：謝建平
（本文選自：文史天地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