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型”的鄉土社會，“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於開映同一影片的社會中，曆史也是多餘的，有的隻是‘傳奇’”。所以，“都市社會裏有新聞；在鄉土社會，‘新聞’是稀奇古怪、荒誕不經的意思。在都市社會裏有名人，鄉土社會裏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不為人先，不為人後，做人就得循規蹈矩”。結論是“這種社會用不上常態曲線（筆者注：常態曲線即統計學上的正態分布曲線），而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一套”。
對於前者，鄉土社會沒有新聞，確實是這樣；但是鄉土社會沒有“名人”，都不前不後，一個模子的說法則有失偏頗了。其實，後麵說的長老權力，誰是長老？不一定年齡大了就是長老，這裏邊有同樣的村莊裏的“政治”，那些有頭麵的“光麵人”，就是鄉村裏的“名人”。費先生研究的紳士，在鄉村就是“名人”。鄉土社會裏也是要掙著出人頭地的，隻看條件了，一旦具備了條件，就會冒出來，向“鄉土社會的名人”位子邁進。實際上，鄉村裏調解事務的人就是這些“光麵人”（有的叫頭人），他們有麵子，麵子背後是實力。
在“理念型”的鄉土社會裏，“語言是足夠傳遞世代間的經驗了。當一個人碰著生活上的問題時，他必然能在一個比他年長的人那裏問得到解決這問題的有效辦法，因為大家在同一環境裏，走同一條路，他先走，你後走；後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腳印，口口相傳，不會有遺漏。哪裏用得著文字？時間裏沒有阻隔，拉得十分緊，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傳授無缺”。這確實是鄉土社會裏的明顯特征，女子從小跟母親學習女孩兒做的針線，出嫁前一定要學習如何伺候公婆和與妯娌小姑子相處；男孩子跟著父親學習種地，或者家傳些木匠瓦匠的技能，也可以從其他親友熟人拜師學習，這些都用不著文字。
可是現代衝擊的鄉土社會裏這個特點基本上不存在了。我小時候，與我同齡的村裏有個男孩，十多歲就可以在地裏趕著牲口犁地，種地了，子承父業，父子相傳；現在別說趕牛犁地了，很多孩子都見不到牛了。我小時候生活的村莊，幾乎家家養牛，因為要種地耕地，有的還養幾隻，也因此有了大的產業，成為聞名的富戶，如今村裏一頭牛也沒有了。耕地全用了“鐵牛”（拖拉機），傳統耕作方式幾乎全變成現代機械化了。
鄉土社會沒有文字的需求
在這種鄉土社會裏，就沒有文字的需求。費孝通說：“我的回答是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土性的，中國的文字並不是在基層發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一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下人的東西。”我近來讀了鄭也夫的《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於有權力的統治者，中國文字是商代圍繞著商王的“貞人集團”發明的。有位朋友說，周文王當時就是商王的一個“貞人”，這些“貞人”兼有政治和宗教權力的雙重身份的人。
順便說點有關的題外話，也是從鄭也夫的文字起源文章中獲知的，因為語言的便捷，即使在古希臘的城邦裏，也是很重視語言的。古希臘智者崇尚辯論（當然這不同於我們的鄉土社會），而中國哲人更熱衷於文字寫下來“藏諸名山，流傳後世”，所以，中國古人作品的優異、作者群的龐大都在佐證著中國古人對文章的高度重視。
“城邦中的交流當推口語最便捷，一次演講足令城邦內所有關注者盡悉詳情。”（《文字的起源》）那麼我們可以說，在中國鄉土社會裏，一個小範圍的熟悉的村落裏怎會舍棄方便的語言而訴諸文字呢？但是文明是靠語言和文字共同的功勞。鄭也夫說：“沒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臘文明的，但是沒有口語潛力的深度開發，同樣不會有偉大的希臘文明。微觀而言，口語與文字的並重造就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樣的人物，當然前者要借助後者的刀筆。宏觀而言，口語與文字並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竊以為，在人類的智力生活中，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無論在微觀上還是宏觀上，口語與文字的並重，都是至關重要的。”我深以為然！
總之，費孝通得出結論，鄉下沒有文字不是鄉下人“愚昧”，而是不需要。原話是：“不論在空間和時間的格局上，這種鄉土社會，在麵對麵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複地在同一定型中生活的人們，並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