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關於鄉村工作者們的文字下鄉問題該怎麼辦呢？他說：“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隻有發生了變化之後，文字才能下鄉。”其實，這裏有個邏輯問題，就是基層變化和文字下鄉，誰可以是因，還是互為因果。當然，以費孝通寫作的時代看，鄉土社會已經在革命和社會運動大潮裹挾下，許多地方有了變化。當然，本質性的鄉土特征一時還不會褪色。但是，文字下了鄉，也是會引起鄉村結構變化的外來因素，這是邏輯上的事情。而事實上，文字下鄉確實對鄉村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狀態有了很大改變。人有煩惱識字始！可見“識字”會有識字本身的作用的。
文字下鄉後，鄉村精英的流逝
真正的文字下鄉是在共和國成立之後，但進入正軌也是改革開放之後，全麵恢複高考為標誌的整套教育係統的正常運轉才開始的。這些讀了書識了字的鄉下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城市化的潮流中，他們開始背井離鄉走向城市，一個路子是考學，比如以高考為主，上了大學進了城；一小部分是入伍當兵，轉業了進了城。要走這兩條路任一條都是不能不讀書的。還有一個是大部分鄉村人選擇的路，進城打工，這個路子通常沒有文化和技術也是很困難的，即使是最不需要識字的工作，與家庭通信來往也有障礙。所以，鄉村不是不需要文字了，“發生了變化之後”，文字有了需要。
對於鄉村人來說（甚至某些城市人），“讀書無用論”不時會發生。這個“無用”已經不同於費孝通說的“不需要”。這個無用論是讀了書，識了字，甚至上了大學，畢業了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不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不如不讀。
但是，這種普及了教育的情況下，鄉村孩子都可以念書了，成績不錯的孩子，一般家長都會支持到底的。這樣，如同民國時候考出來的鄉下人子弟不願意回鄉下謀生一樣，他們也不願意回到鄉下，如今比較自由流動的時代，寧願“北漂”，流浪在城裏，也不願回鄉下，甚至連小城也不願意回了。傳統意義上有了功名或者當了官後，還會回到家鄉當紳士的人已經不見了。不管是考學出來的青年，還是以民工方式打工的人，在城裏有了立足之地，再也不願意回鄉居住了。這樣鄉村的社會裏，已經不再會有既與官府可打交道，又是鄉村人擁戴的有社會聲望的“紳士”這樣的人了。
費孝通曾研究過民國時候這種“鄉土的損蝕”現象。而當下急劇的城市化背景下，鄉村更是一片文化和人才的荒地。文字下鄉本來是幫助鄉村生活更好的，但是文字下鄉，本來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性社會的產物，一開始似乎就注定了，文字下鄉後果不是鄉村的生活更好，而是讓鄉村走向終結，城市文化成為城鎮化之後鄉村人要學習的“新文化”。
城市化的浪潮在奔湧，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到今年中國城鎮化率將由2011年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一點五，首次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但在這個過程中，過程不是一閃即過的，鄉村裏走不了的，或者暫時走不了的，比如不少老人和一些婦女兒童，他們在這個鄉村裏生活，原來的社會結構和道德文化沒有了，新的結構和文化還沒有形成，這些人無疑地成了鄉土“損蝕”最大的受害者，典型的弱勢群體。比如，陳柏峰考察了一些鄉村後寫了《鄉村江湖》一書，鄉土社會黑社會化，安全和利益都受到威脅、甚至損失。我老家那個村莊，曾經光天化日之下有的家裏沒有人，就被一些“強盜”打開大門，把家裏洗劫一空，值錢東西或者現金之類都弄走了，附近村莊也是時有發生。現在，入冬時，有的地方開始村莊打更。但是，年輕力壯的人基本都在外地打工，找不到好的更夫。
且不說急劇城市化本身的問題，以及農民工在城裏的生存狀況，就是鄉村本身在文字真正下鄉後，並未讓鄉村變的更令人向往，而是逃離。這實在不能說是“文字”的錯，而是這個時代社會整個地變化了，文字隻是其中一個並不顯著的因素而已。
總之，就鄉土社會文化傳承而言，鄉土社會原來穩定的結構，無需文字自身都在自我複製，一代一代傳承著。可是，在文字真的下鄉後，鄉土文化在消逝。當然，深層的心理結構和文化習慣已經在中國人的血液了，進了城，也還是免不了根子上的“鄉土本色”。不信，瞧瞧各地城市的老鄉會，明、清時代在大城市就有同鄉會（中國社會的鄉土性是帶到了城市的，也可以說是城鄉一體的），每個人的交往圈子等等，以及更根本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交往人際關係圈，就是“差序格局”的模式，並沒有因為是城市人了而換了另一套交往方式。
（本文選自：書屋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