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的特殊工具書
文學
作者：王保賢
“文革”特色是1971年版《新華字典》至今仍然受到批評的地方。該版是不是一無是處？實事求是地說，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少。
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新華字典》的曆史上曾出現過兩個第4版，頭一個的版權頁上標明是第4版，後一個的版權頁上並未標明，卻被後來出版的新的修訂本“追認”成了第4版，等於把頭一個第4版排除出《新華字典》版本序列。
被封五年“內部控製發行”
1965年1月30日，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了《關於統一漢字鉛字字形的聯合通知》，通知並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為6196個印刷通用漢字規定了通用字體（即宋體）的標準字形（筆畫數目、筆畫形狀、結構方式和筆順）。《新華字典》1965年修訂重排第4版（以下簡稱“1965年第4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版的。
此前的《新華字典》（包括人教社出版的各版中）字頭均是楷體，從這一版起采用了大號宋體字；從該版開始，字典中還多了個《新舊字形對照表》。有讀者可能以為，字典中的字頭采用何種字體無關緊要。不妨看一則葉聖陶先生1954年2月1日的日記：
午前愈之來談，謂有若幹文字改革方麵事皆與出版有關……談及印刷書報用楷體字，愈之與餘意見相同，皆以為不若宋體字。宋體字形式方正，排植可以整齊，筆劃有粗細，辨認比較方便。一般人多有成見，以為楷體字便於兒童及初識字之成人，實則說不出若幹道理也。愈之謂我國刻書，相傳用宋體，各國文字，印刷皆有印刷體，其中必有道理，蓋合於人之心理也。（《葉聖陶出版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09頁）
這就是說，早在新中國建立初期，胡愈之、葉聖陶就開始反對書報印刷中使用楷體字。就在寫作本文時，筆者看到《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綜述，內容是關於我國字庫行業的現狀，文中介紹了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李少波的看法，“現在教科書用的楷體，形成於上世紀30年代，是以毛筆的審美和風格為標準的，而現在的孩子多用鉛筆或鋼筆；而且孩子對空間的認知能力較弱，很難有精力顧及細節，所以容易對字體產生錯誤的辨識。”筆者還從這篇綜述中了解到，不久前落幕的第七屆“方正獎”中文字體設計大賽，正是以“教科書體”為主題，而大賽一等獎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因為“孩子無法像成人一樣對字體進行書法的審美，如果字體過難，可能會造成負麵影響。”（李苑：《字庫行業：版權“富礦”為何無人采》，見2014年6月3日《光明日報》第5版）
《新華字典》1965年第4版還增加了不少單字，使所收單字（包括異體字）達到8500個左右。如前所述，人教社最初出版的《新華字典》僅收6840個字頭，雖說商務前三版每次修訂時，都增收了一定數量的單字，但基本規模卻都是維持在8000多個（見各版《凡例》），因此可以說，這次增收的單字規模是比較大的。該版還有一個明顯變化，就是刪去了大部分插圖。
不過，在讀者後來看到的商務版《新華字典》的版次序列中，並不包括1965年第4版——本應作為第5版的1971年版，在1979年版的版權頁上被“追認”成了第4版。原來，1965年第4版付印時已到了1966年的五六月間，而這恰恰是“文革”開始的日子，印製好的成品被封存起來了。直到1970年夏，才按成本價“內部控製發行”，這大概就是它後來被排除在《新華字典》版次序列中的主要原因。2014年1月8日的《中華讀書報》上有方厚樞先生的《1966—1976年商務印書館的片段回憶》一文，其中對《新華字典》1965年第4版在“文革”中的遭遇，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就筆者所見，1965年第4版隻有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印本，而且都是平裝本，定價八角；其封麵、書脊、扉頁上的書名，用的仍然是“魯體字”，這也是《新華字典》書名最後一次用“魯體字”。後來“按成本內部控製發行”時，原來封底上“0.80元”的定價被改為“0.65元”（至少上海是這樣）。同樣根據上述方先生的文章，該版在內部發行前，統計到的印量是約70萬冊——就普及性的學生字典來說，這個數字顯然不大，再加上它又都是平裝本，不易保存，因此，現在社會上已很難見到該版字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