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趁曹*用兵漢中之機，親率大軍直撲合肥。此戰東吳精銳盡出，十萬大軍竟為張遼的七千守軍所破，連孫權本人也差點為曹軍所俘，幸賴淩統、甘寧、呂蒙等人奮力死戰，才得以脫身。合肥逍遙津一役，是張遼畢生最閃光的佳作，演義說“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可稱為防守戰術的經典戰例。
一、合肥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
《資治通鑒》胡注引《水經注》“淝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淝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於淮”，“夏水暴漲，施合於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的戰略地位，三國時期更是曹魏軍事重地。
1、防禦上，曹魏東置合肥、中守襄陽、西固祁山。合肥地處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邊，又扼孫吳北取徐揚之路。孫權屢攻合肥，就是希望將前線向前推進，以合肥為北屏障，以巢湖為水軍根據地，必要時可以讓水軍北入淮河攻魏。
2、攻勢上，合肥南控巢湖，遙望建業，能夠對東吳構成威脅。曹魏隨時可以自淮河調水軍至巢湖集結整備，然後從濡須入長江攻吳。東吳不得不在濡須口夾水立塢，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時不時由合肥越巢湖發兵南下，把東吳的兵力和注意力長期率製於此，保長江一線大部分地區的安寧。魏吳接壤數千裏，而十多年間隻在此一隅發生戰鬥，道理概在於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吳兩國在此地先後展開數次大戰，烽火遍及合肥、濡須等地。曹魏南下，吳守濡須以拒；孫吳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戰役前夕的軍事態勢。
建安十六年，孫權聽從長史張紘之議，將治所從京口西遷到“山川形勝”的秣陵，建石頭城，改名建業。同時，呂蒙以“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為由，勸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
建安十八年，曹*攻濡須，孫權與之相拒月餘，雖各有小勝，卻難以為功，曹*隻得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之歎而退軍，並一麵使張遼、樂進、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麵遣朱光屯皖，大開稻田。但當初曹*軍譙備邊，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不聽蔣濟“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誌。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的勸說，征令內徙，使“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導致“江西遂虛”，皖城實際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孫權接受呂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有數歲，*態見矣，宜早除之”的建議，親率大軍征皖，呂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督軍急攻，一戰而獲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並男女數萬口。待張遼率兵來救，聞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知皖城失守，不顧賈逵、傅幹等人的諫阻，忿然再次舉軍親征，然“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軍遂無功”（此戰史無明記）。曹*始悟與其膠著於此，不如回師而西取張魯。
建安二十年，劉備定蜀，孫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劉備當然不許，關羽盡逐權置三郡長吏。孫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劉備聞之，親提五萬大軍下公安，遣關羽進益陽，爭三郡，大戰一觸及發。是時曹*兵臨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孫劉遂分荊州，重結舊盟。
這樣，東吳西向無事，孫權遂把目光又投向東線的合肥。
三、戰役的進程。
建安二十年，孫權親率十萬兵馬攻向合肥，麾下將領有呂蒙、甘寧、淩統、蔣欽、潘璋、陳武、賀齊、徐盛、呂範、宋謙等；而合肥僅有張遼、樂進、李典及護軍薛悌的七千守軍，曹軍主力又遠在關中，無力赴援，兵力十分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