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語》影響了榮一一生，榮一也發展了儒家思想。有個名叫何文喬的作者，曾經他的一篇文章“儒商論”裏，論證澀澤榮一是儒商概念的肇啟者，認為是由他把儒和商兩個概念捏和到一塊。傳統儒家理念是儒、商不兩立，儒是儒，商是商。一個屬於上層建築，如高山流雲，天馬行空，上九流。一個是經濟基礎範疇，泥淖柯路，下九流。一個崇義，一個逐利。怎麼也揉不到一起。榮一是一個貪婪的人，他既要儒，又要商，魚和熊掌一個也不想放棄，其思想標誌是他後來寫的一本書《論語和算盤》。當代討論儒商，一般繞不開他。儒與商自古有之，各行其道，相安無事，馬是馬，驢是驢，但是有好事者把兩個物種一雜交，騾子便出現了。
言歸正傳，《論語》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有一千多年的曆史。公元前一世紀，漢朝在現在的北朝鮮地區建立了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發展最繁榮的，是沿著大同江所建的樂浪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大同江源自平壤。當地出土的文物中，有玉石、漆器、硬幣及鑄幣的模具等，顯示當時的朝鮮同中國大陸之間有著廣泛的貿易交流，樂浪郡當是早期中國文化向朝鮮半島及至日本傳輸的橋頭堡。據日本現存最早的書籍《古事記》、《日本書記》記載，在三世紀時《論語》、《千字文》便已傳到日本。及至盛唐時期，中國成為世界文化和宗教中心，對朝鮮和日本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強。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上國家的建立，都是依據中國的文獻著作，采用了中國的政治名稱、禮儀、官職名稱、音樂服飾、以及稅製、征兵製和土地分配等諸多製度。也就是在那些久遠的年代，中國周邊國家絡繹不絕向世界文明中心長安派出留學生或留學僧，一如我們當代中國學子趨之若鶩、漂洋過海奔歐美一般。《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時代的朝鮮儒學者崔致遠，十二歲奉父命到唐朝留學，希望考中唐朝科舉。其父臨行時諄諄告誡他“十年不弟，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遠果然不負父望，來到唐朝學習六年後，公元874年考中進士科，在唐朝做官十一年才返國。唐貞觀年間，京師長安的國子監已儼然是國際最高學府。當時朝鮮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競向派遣學生來唐留學。朝鮮半島統一後，留學生規模大，一次可達一、二百人。日本因有渡海之險，留學生或留學僧通常是先在國內作些基礎教育，類似現在的留學預科班，然後隨外交使團一起過來。有短期修學的，也有長期留下來甚至做唐朝的官。如吉備真備，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留唐學習十九年，總共學習了三史、五經、名、刑、算術、陰陽、曆道、天文、漏刻、漢音、書道、秘術、雜占等十三道。返國時，攜回了大量的政文典籍，對推動了日本的文教發展做出了大貢獻。儒家思想在漢朝達到了一個高峰，漢相董仲舒“罷出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學說成為顯學，其觀念也滲透到社會形態的各個層麵。漢以降，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一直處於統治地位，止於近代。
儒家學說在日本也是有張有弛，綿延千餘年香火不絕。進入慶長八年至慶應三年的德川時代（1600年—1873年），儒學在日本達到頂盛。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後，需要一個穩定秩序，他從儒家學說中找到了依據。於是，有個名叫藤原惺窩（1561年—1619年）的人在京師授朱子學說，人氣極旺。惺窩順應潮勢，開塾授課，雖然所傳世著述不多，但他在前人基礎上，對《四書》、《五經》加注和式標點符號，推動了經典的普及。惺窩為人仁厚、品格高潔，故門生者眾且多俊秀。連綿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儒教大潮，都可以溯源於惺窩，其功至大。他的得意門生林羅山更是直接被攬入禦用，曆事四主，凡幕府律令製書，無不經其打磨，使儒教融入政治，政教合一，極大地穩定統治。林羅山在學術沒有大的建樹，但其人脈浩蕩，後世門生中碩學鴻儒、世世相繼，入駐幕府者綿綿不絕，達官顯貴者眾多。這也是一大奇觀，一個大學閥二百多年，一統全國文教，好生了得。但是，羅山獨尊朱子儒術，視其它異端，包括道、佛、耶穌，甚至連王陽明都被排斥，這就導致了德川統治的中、後期其他研究學派興起。後起的學派有折中派、複古派，然而影響大的陽明學派。明末的儒者朱舜水東渡，把陽明學傳到了日本，現在日本的水戶市，還存有朱舜水的雕像。